【視障者的愛情.二】婚姻不是勞工輸送 阿石的理想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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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石想念那些未失明前的影像,或是某個人,他便會記下與那人認識的過程,想念她什麼,直到思念退卻才停筆,有時一寫就是幾日。盲人沒有影像的權利,沒有相片與影片的憑弔,他只能牢牢地抄寫自己的記憶。訪問時,我幾次覺得阿石其實看得見,他會順應我的聲音,用他明亮的眼睛看牢我,但眼睛的聚點僅是我的聲音。於是我好奇地問阿石現在看到幾多。他眼睛骨碌一轉,叫我當他完全失明。

攝:吳煒豪

(此為視障人士愛情報導系列之二)

寧願別人當我完全失明

「我已經近乎完全失明,『完全』這兩個字讓我多了自由——如果不談社會條件上的匱乏,只從存在的感覺而言,完全失明是種莫大的幸福,使我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安舒。最痛苦的反而是處於看見與看不見,那個時期的我常常被加諸不同的要求,要努力摸索,摸錯了,挫敗接而認錯,那才是最痛苦的。」

他說,社會對視障的認識貧乏,為了表示理解,媒體總是要申明他們擁有幾多成視力,其實有一些人已與完全失明沒兩樣。問盲人剩下幾成視力,是一道很殘忍的問題,把人的不幸指標化,以滿足社會需要量化數據的目的,是眼前這個社會對弱勢習以為常的不人道。

「很多事,作為殘疾人士我沒得選擇,像盲人出街拿不拿手杖,選擇只有兩個,拿和不拿。我拿杖出街,人們識得避開你,扶你。但不拿手杖,走路撞到人,被鬧;上小巴入錯錢,被鬧;找不到空位,又鬧——許多弱視的人於是不得不透過扮盲使自己得到應有的權利。這就是社會常態的變態,他們對視障與弱視者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只知你是盲人,沒有中間,沒有過渡。」

訪問後,阿石送我到地鐵站。他踏過熟悉的街道,以記憶帶我走出城市的迷宮。

因為這份無知,縱然阿石的學歷比大多數人都高,英語流利,但高學歷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大多數的盲人不是失業,就是依靠微薄的薪金過活。最近阿石不得不去查看申請綜援的資訊。
 

看完,他又是一輪苦笑:「原來我一旦申請綜援就更不能結婚。一旦結婚,政府就會將我和妻子的人工計在一起,那麼我便過不了資產審查領不了綜援——妻子便要養我。就算我不結婚,與父母同住,也不能申請綜援,因為與我同住就要以家庭單位作資產估算,但如果一個盲人四十幾歲,父母早已退休,無理由要他們養他,但這邊廂政府不理他,外面又無人請他,這個盲人應該怎樣做?」今年年頭,政府正式取消了「衰仔紙」(不供養父母證明書)制度,相關文件改為由長者個人提交,但殘疾人士一方卻未被考慮,情況依舊。

「許多人只知你是盲人,沒有中間,沒有過渡。」
阿石

愛情中不是找一個照顧者

他不想成為愛人或家人的負擔,不認為愛情中必須存在照顧的成分:「中式婚姻制度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勞工輸送的過程,這種將親人視作功能化的傳統其實惡劣,它既抹殺了親密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令兩性關係更不健康。」

阿石說,上至政府福利,下至大眾想法,社會將親屬照顧者嚴重勞工化,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必須負擔起照顧傷殘子女的責任、夫妻必須在對方患上長期病患時成為貼身照顧者、子女在年邁的父母患病時長跪膝下——最後導致了大量社會悲劇。

無數倫常慘案也在說,一段再美好的關係也不一定可以承擔那樣的擔子。「如果兩個人在一起,我將成為她的負擔,最後互相拖累,造成傷害,我寧願不結婚。」婚姻是那麼美好的憧憬,但理性一再告誡他,如果他不能在財政上獨立,婚姻並不適合他。

「香港很早便需要成立一套相關的公共支援系統,不應該在照顧者仍在生時,將長期病患或殘障人士的重擔推到他們身上,到他們都過身了,就問都不問便把病人送到院舍——這種有家人就逼家人照顧,無家人才強送院舍的社會支援模式二元對立,並不符合人道精神。」

阿石嘆氣,緊緊抓住那根手杖,他有雪亮的眼睛,卻偏偏於學業、工作與婚姻上被打成無用者。在失業投閒置散的日子,他在家思考,失明的可怖是漆黑的視野嗎?

不,可怖是眼前無光的未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受訪者名字可能稍經修改。)

除了阿石的故事,還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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