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節】南亞母親孤身攜子來港:兒子要懂廣東話才有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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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婦女節承載著平凡女性書寫的「Herstory」。

20世紀初西方國家工業化,女性參與經濟活動,不少製衣及紡織業都聘用女工,但工作條件及薪水都次人一等。經歷一個多世紀的爭取,她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權益大為改善,於是聯合國從1975年國際婦女年開始,每年於3月8日舉辦活動慶祝婦女節。

在香港,除了有職業女性為工作打拚,家庭主婦為生活張羅外,亦有一班少數族裔女性長期受制於語言障礙和薄弱的支援網絡。縱然困難重重,但有少數族裔媽媽依然樂觀看世界,希望兒子能在廣東話環境下快樂成長。

帶著最大(左二)和最小(右一)的兒子來香港安頓後,去年丈夫和二兒子(右二)也來港生活,一家五口睡在一間房。(陳焯煇攝)

「學校所有東西也用中文,我完全看不懂,太深的兒子也看不明白。我知道讓他在中文學校讀書有風險,但我的兒子需要懂中文,在香港要懂中文才有將來。」

4年前,Aisha孤身帶著3歲和1歲的兒子,左手抱一個,右手牽一個,坐了8小時飛機來到香港,蝸在小得像豆腐磚的天台屋。在大學念計算機科學的她,語言不通來到香港找工作,處處碰壁,為的是給兒子更好的教育。

巴基斯坦婦女就是沉默懦弱?

與Aisha見面前,心裡有很多疑問。社會對巴基斯坦族群,尤其是婦女有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頭上永遠裹著一塊頭巾 (hijab)——巴基斯坦法律規定婦女出外和有男性在場的時候都要戴頭巾。看到她們時,每每只能看到那雙深邃神秘的眼眸子,感覺總是沉沈和懦弱。她是單親媽媽嗎?不然丈夫怎會容許她帶著兩個兒子離鄉別井。

豈料初次在餐廳見面,她穿著黑色POLO TEE,沒有披上頭巾,她說:「其實帶著頭巾有神祕感,除下來反而沒有人想看呢」。

第二次拜訪紅磡唐樓的家,她穿回傳統的長裙,帶著一條長長的頸巾圍著頸項。當攝影記者開始拍照,又突然回房間換回一條黑色的頭巾,再給我做個鬼臉。

聽來這名女子沒什麼大不了,她既不像德蘭修女般慈懷濟世,也不如馬拉拉般勇敢站出來,捍衛女性教育權。 但對巴基斯坦的婦女而言,她已經很勇敢和破格。 有些族群,一直靜默地在牢固的制度和枷鎖中游移。

Aisha曾短暫在銀行和新聞機構工作,22歲時按傳統劇本走著出嫁從夫的路。但來港後她重投社會工作,她認為不論男女,也需要透過工作學習和成長。(陳焯煇攝)

Asiha不是單親媽媽,丈夫跟他有商有量,同意她攜兩子來港讀書。

現年30歲的Asiha算是第三代在港的巴基斯坦人。祖父五六十年代時,在香港當警察,媽媽也在香港出生,但媽媽十多歲時已回巴基斯坦,Aisha也是在巴基斯坦的城市長大,而丈夫住在農村。誕下兒子Ahad後,她一直希望一家人搬回城市,讓Ahad能接受較好的教育。但因為種種原因,始終未能如願。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料顯示,在巴基斯坦,5至9歲的兒童大約有三分之一獲得小學教育,只有五成一女孩和六成男孩在小學讀書。在這些入學的兒童中,有三分之二女童和幾乎半數男童無法完成小學教育。

南亞婦看香港:文明但不快樂

她一直相信知識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和性格。因為她的爸爸也是大學生,媽媽也受過教育,才讓她在巴基斯坦的成長路上自由自在,很多事情包括婚姻也有商有量。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治安都較好,而Asiha亦符合來港居住的資格,於是決定帶著兒子來港探路。在此之前,Asiha因為母親的緣故,來過香港幾次,她說:「第一次來香港,覺得很文明,但大家都像不快樂(they don't look happy),現在我入鄉隨俗,也笑少了啦!」語畢咯咯地笑起來。

兒子Ahad最喜歡中文科

Ahad的中文成績雖然不好,但從不抗拒做中文功課。(陳焯煇攝)

也難怪Aisha入鄉隨俗,雖然成功送兒子到普通學校讀書,但兩母子在中文環境下生活,學習路上當然障礙重重。

已升讀小一的大兒子Ahad這夜做功課,直到晚上9時多才完成。老師通常會在手冊上用中文與Aisha溝通,她唯有拍下來,用電話程式翻譯。

很多人會問,為甚麼Aisha要送Ahad到普通學校,而不是入讀「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學校」。大概可以想像,少數族裔在幾乎與中文完全割裂的世界中成長,長大後只能從事「3D Jobs」-dirty(骯髒)、dangerous(危險)、demeaning(低下),如洗碗、保安、地盤工人。不學好中文無法讓知識改變命運。

Ahad在香港生活了4年多,能應付日常的中文對答,但跟他說話,每次只能問一條問題,有時要重覆問同一條問題,他才懂回答。但當媽媽說出發音不準的「恭喜發財」時,他也會捉狹地取笑媽媽的口音。

在眾多科目中,Ahad的英文成績最好,每次測驗也有80至100分,數學有30至40分,最低分是中文,一直徘徊在20至30分之間。

運動日只見兒子低頭獨坐 融合教育不融合?

對不是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少數族裔而言,要區分書面和口語並不容易。(陳焯煇攝)

我看見別的小朋友在嬉戲,但Ahad卻低著頭,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很奇怪。我問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嗎?他還說有啊。
Aisha

Aisha有時候也會懷疑,到底送兒子到中文學校是不是做錯了?他常常未能完成中文功課,漢字講求形音義,勾點撇難以牢記,有9個聲調的口語跟書面語又不盡相同。我看Ahad寫中國數目字「四」字,完全沒有筆劃概念,只管跟著形狀繞一圈,中間劃兩點,完成抄寫便算。可想而知,他一直僅是反覆操寫、強記字形。但Ahad 說:「我中文好好啊,喜歡中文多於英文,但最喜歡數學,雖然用中文學數學很難,但也喜歡。」

他一直說在校有很多朋友,叫媽媽不用擔心。不過數星期前,Aisha到其小學當運動日的義工,看到一件事使她驚覺,也許兒子的校園生活未必很如意。她皺起眉頭說:「我看見別的小朋友在嬉戲,但Ahad卻低著頭,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很奇怪。我問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嗎?他還說有啊。」

教育局推動校園共融 但「族種隔離」依舊存在

家庭主婦要重新投入職場是相當困難的,Aisha來港之後,考過兩次保險牌照才合格。她當過保險經紀,現於一間為少數族裔服務的非牟利機構當活動助理。(陳焯煇攝)

現時,全港約有3萬名非華語學生,他們在文化和語言方面,均與本地學生有很大差異。在學校,種族之間因為語言而築起一道厚厚的牆,華裔及非華裔學生各自成群。其實教育局已於2013/14年取消非華語生的「指定學校」,把4個字的「指定學校」改名為31個字的「獲教育局提供經常撥款用於加強校本支援以照顧非華語學生需要的學校」,鼓勵非華語學生到普通學校學習,希望推動校園共融,並向全校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生的學校提供額外資助。

然而,關注少數族裔組織融樂會計劃主任卓文寶指,有很多學校不知道即使取錄少於10名非華語學生,學校也能夠申請每年 5 萬元的撥款。而將「指定學校」易名後,「族種隔離」依舊存在。不少家長會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將小朋友送往非華語學生較多的學校,根本無法改善孩子的中文水平。

假如不讓兒子在普通學校讀書,他將來只會懂英語。加上現在很多非華語學生較多的學校,其中文科是以普通話教學,但我兒子在香港生活,要有將來,一定要懂說廣東話。
Aisha

三個兒子在家蹦蹦跳跳「無時停」。(陳焯煇攝)

Aisha平日說話常常笑哈哈,對很多事情都沒所謂,我問她在香港有沒有遇到歧視?她搖搖頭說:「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也不同,我們看起來不一樣,有些人會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我心情好的話,會調侃他們,例如故意對他們笑或扮鬼臉;心情不好的話,就不理他們囉。」

但每當說起兒子的教育,她總會不經意地「肉緊」,握緊拳頭說話:「假如不讓兒子在普通學校讀書,他將來只會懂英語。加上現在很多非華語學生較多的學校,其中文科是以普通話教學,但我兒子在香港生活,要有將來,一定要懂說廣東話。」

她知道兒子的學校原來沒有聘請助教,於是常常打電話到學校找老師求助,遇到大問題更會直接到學校面談,不時參加教育局舉辦關於融合教育的講座。「我不覺得我兒子成績差,便是學校的問題,有時學校也不知道我們需要甚麼。教育是公平的,但一定要讓人知道我們到底需要甚麼幫助。」現在,雖然學校的通告還是以中文為主,但老師也會以英文列出重點。

Aisha是少數敢言的少數族裔媽媽,很多家長都會因為不諳中文,而不知道問題所在。有學校會覺得在港讀書,當然要懂中文,於是與家長溝通的通告也只提供中文,少數族裔家長便更求助無門。

卓文寶認為,教育局僅僅提供資助推動融合教育。學校怎樣使用該筆資助,如用多少資助為學生翻譯和提供課後支援,成效如何,家長及公眾皆無從知曉。她認為學校應多與家長溝通,讓家長了解孩子的中文與同年的華裔同學相差多少,中文能力有沒有比之前進步。

亞裔人士主要聚居於油尖旺、葵青和元朗。Aisha初來港時,找屋過程非常困難,因為很多房東拒絕租屋給南亞裔人士。一家曾住天台屋,去年終於搬到紅磡一個約三百呎的單位。(陳焯煇攝)

Aisha一個女子帶著兩個小孩來港,曾過著刻苦生活,但她從不抱怨,只會常問自己,有沒有做得不夠好。(陳焯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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