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嗲佬・三】印尼華僑逃避文革、來港扎根 慨嘆:為下一代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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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僑「沙嗲佬」說,他們在哪兒都像是外人,包括在香港。但他們終究在這裡停下腳步,因為那年代的香港是一個能讓他們這些「無根之人」自食其力、沒有歧視的地方。香港不是「家」,卻是容許他們開始第二人生的地方。

他們飄泊半生,最終停在這避風港,埋葬掉對家鄉的愛恨情仇。

(此為系列之三)

【沙嗲佬・有片】何謂「正宗」沙嗲? 由印尼華僑話你知!

【沙嗲佬・一】沙嗲傳入香港的緣起:排華後印尼華僑的飄泊史

【沙嗲佬・二】沙嗲曾是馬拉人之寶、華人之草 與種族歧視有關?

無根之人開啟第二人生的好地方

不論是筲箕灣的沙嗲佬徐基通還是柴灣的沙嗲佬張生,都說很喜歡香港。

徐基通先後在3個地方定居,覺得還是香港最好:「搵食(找到工作)易、美食多、交通購物方便。」第一集提及,1981年徐基通來港時26歲,沒有財富學歷、也不諳廣東話,到工廠打工也有困難,於是拿出母親祖傳的「沙嗲」秘方,在街擺賣起沙嗲串燒。

他一手一腳自己劈木、上釘,組裝出做生意的木頭車,如果下雨就撐開一把大太陽傘。「那時食環沒捉得那麼緊,不用經常走鬼,撐傘也不怕要經常開關」。他一開始在西灣河碼頭擺賣,後來碼頭拆了,就改在巴士總站或筲箕灣東大街街邊。他憶述那時一天可賣上400至600串串燒。「我賣五毫子一串,一日就能賺$200至$300。到工廠打工一天才賺$40至$50。」

上世紀50年代的印尼蘇門答臘(Sumatra)巨港(Palembang)。(圖片來源:《巨港(香港)校友會成立五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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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食環大概一個月巡查一次,一次罰款才$150,徐基通笑說當交租,可以接受,或是不能接受也得接受。那年代在街擺賣有人「收陀地」,每月盛惠數十元。但徐基通也說可以接受,甚至因為有人安排位置、不用爭位及發生混亂,更好。如是者,他靠賣沙嗲串燒成功糊口,甚至能撐起一頭家,兩名孩子也是如此養大。

經歷飄泊上半生,他認為最終能在港定居謀生,上天總算待他不薄。他的店偶爾會有一兩名老年街坊在「幫忙」——如幫忙扔垃圾、清潔桌面等簡單功夫。記者好奇問:她們是你的員工嗎?徐基通說不是,只是他的店不時都會免費派飯予有需要的街坊,那些街坊感恩圖報,主動來幫忙。他以自己的小幸運幫助別人。

對政治莫名的在意和忌諱

柴灣「沙嗲佬」張生的故事也是差不多:「香港當然好!沒有歧視,任何出身背景種族的人都能謀生。」他指的是當年不諳廣東話也能輕易找到工作、或做小販以最低成本創業,連住屋也可以是免費。1973年他剛來港時,在柴灣大斜坡上自己搭建木屋居住。「風涼水冷,頗舒服,是麻煩在沒有廁所浴室,那就去附近的公廁梳洗,沒有問題。」

他們口中的美好香港,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的香港。徐生說近年香港變了,房價太貴。他自言幸運,因在房價較低的時候來港。「我現在住的單位是20年前買落的,現在才買恐怕買不起了。」

張生對政治十分忌諱,卻又總主動提起。接受訪問前,他說要先了解記者的政治取態;也許因為他這輩子,已被政治左右其命運太多次。首先是年少時因印尼排華,他「被逼」回國:「當年我離開印尼回到內地,想的是回到祖國的懷抱,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然而,他滿懷希望回去的地方又發生文化大革命,「逃亡」來香港後,他才終於找到普通小市民能自食其力、安居樂業的空間。「那年代的香港不談政治,你只要夠勤力就能生存,沒有突如奇來的事能奪去你手所累積的財富。」聊着聊着,他又把話題拉回去政治。「幾年前佔中,黃絲藍絲,社會撕裂,我真的眼淚都要掉下來,這不是我所認識的香港。」他害怕,這喚起他在內地和印尼的回憶。「我都來到這個年紀,沒所謂,但為你們下一代感到擔憂。」

徐生的沙嗲串燒堅持用炭火烤燒,這樣才惹味。(黎家浩攝)

落地生根了,第二代就會過得舒適

張生坦言這些年都有想過再移民,離開香港,尋求更好的生活。反正他已習慣了飄泊。但為了下一代,他半推半就還是在香港落地生根。「在任何地方都是,第一代定居的人最苦,甚麼都要由零開始;第二代適應了、融入了,就過得舒適。」

徐基通也是在港落地生根了。約1997年,因食環加緊巡查,他常常被罰款,把心一橫決定由小販轉型為「入舖」,店址選在筲箕灣地鐵站附近。「入舖」開支大了,於是小店加賣果汁、炒粉麵飯,總算能收支平衡。徐基通今年已63歲,應再過2年就會退休。記者問豈不是很可惜?有人繼承這「老字號」嗎?他說子女大學讀工程及電腦,有自己另外的專業及興趣,也覺父母這些年經營這小店太辛苦,無意接手。有熟客現正洽談加盟事宜,但他說這小店、招牌和沙嗲秘方都是畢生心血,要找到信任的人才會讓之接手或加盟,不然寧願光榮結業,也不要被人「做壞招牌」。

1990年,香港大約有10-20萬印尼華人(包括他們在內地時所生的子女)。
Godley, M.R. and C.A. Coppel,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Hong Kong: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Minority Community in Transition”

家在何方?

近年這些「沙嗲佬」的客源多了一群人——印尼女傭。她們也是飄泊來港,每周一天的假期時,總是會來徐生的店裡吃沙嗲,有些印傭評道:「這才不是家鄉的味道!」她們會要求吃「正宗」印尼沙嗲,即是印尼馬拉人吃的那種,只是甜豉油、洋蔥、檸檬、辣椒。

怎樣才算是家鄉的味道?對許多印尼華僑來說,也許不再重要。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重要的只有活下去。

雖然在港停留和安頓下來,他們總不忘自己來自印尼;僑胞聯誼活動的興盛,顯示他們需要在華僑群體中,才找到獨有的歸屬感。

截至2004年12月,本港共有最少31個印尼僑界社團;訪問徐基通時,遇上75歲的顧客李伯伯,他來訂購翌日僑胞聚會的印尼美食。由此可見,這些僑界社團迄今仍有定期聚會;他們品嘗家鄉的美食,聊著兒時在印尼的時光⋯⋯

《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一書指出,「在經歷多次遷徒後,他們(印尼華僑)已不再依賴地理和國家的實體、或者種族和文化的歸屬,轉而依靠自己群體內部的社會關係。」他們既無處為家,又處處為家。

徐生的小店每日營業時間為下午4時至半夜,他說太辛苦了,即將退休。(麥佩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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