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是我》導演:挖掘城市記憶,西環石牆樹對照芬姨生命力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2016年上映的港產片《幸運是我》,不少人記得惠英紅在戲中飾演患上腦退化症的包租婆芬姨,演技獲評論肯定,並於香港電影金像獎再度封后。

《幸運是我》拍一個腦退化症的女人芬姨如何自處,也拍一個青年阿旭(陳家樂飾)與芬姨的相遇。年青人衝動易怒,不易信人,源於其中港婚姻後代背景,面對心靈上的迷失。而芬姨則面對身體機能上的迷失。兩人在西環科士街石牆樹前後走著,這對包租婆和租客,因腦退化症曾經衝突,發展成最後互相扶持。而石牆樹位置,曾經是港鐵擬定堅尼地城站的選址,因居民反對得以保留。

導演羅耀輝因為喜歡西環的殖民地時代感,故選取西環作為芬姨的主要生活場景,他說:「隨著重建、拆屋,好多舊區都失去本來面貌。西環感覺上是一個仍未被大幅改變的社區。她仍保留一種殖民地時代感,比如說電車這個強烈的象徵。」

文:陳銘智

《幸運是我》拍一個腦退化症的女人芬姨(惠英紅飾)如何自處,也拍一個青年阿旭(陳家樂飾)與芬姨的相遇。(《幸運是我》劇照)

+2

(編按:金像獎2018即將舉行。場景是電影中重要的一環,除了配合劇情進展,還能記下當時當刻的社區面貌。正如1999年杜琪峯執導的《鎗火》(The Mission),在荃灣廣場取景,意外將荃灣廣場昔日的噴水池「保留」下來。電影利用水池兩旁的扶水電梯,以及水池前,一圓一方的柱,展現空間縱深,帶出雙方鎗手對峙,極端動靜的緊張感。 電影中的香港是怎樣的?01社區專題的【社區電影場景】系列,訪問了兩個能捕捉「真實社區」的導演,聽聽他們如何理解電影與社區的關係。另外,本系列亦會訪問「社區院線」的搞手,了解社區放映的成果與困難。)

第一部劇情長片是自我挑戰

羅耀輝43歲,早年在加拿大讀酒店管理。97年畢業回港後卻走去讀編劇課程。入行兩年,第一份面世的劇本是1999年的《玻璃樽》,成龍和舒淇主演。他的編劇生涯多數與阮世生合作,寫過如《神經俠侶》、《我要成名》、《我老婆唔夠秤》等輕鬆喜劇。他說,自己不是專業電影學科出身,只是想嘗試當一名編劇。凡事從零開始,每寫一份劇本都是學習,最大的滿足感,是每次入戲院時,看觀眾因自己寫的笑位發笑。

數算一下,他入行已經超過20年。寫來寫去都離不開喜劇套路,愈寫愈悶,開始萌生當導演的念頭。「因為做編劇,通常是被動地等別人找你寫劇本,題材會有限制。多年來寫太多重複的類型,好像漸漸失去創作的衝勁。我心想:不是辦法。」他說。

青年阿旭衝動易怒,不易信人,源於其中港婚姻後代背景,面對心靈上的迷失。而芬姨則面對身體機能上的迷失。(《幸運是我》劇照)

如果把《幸運是我》放到他編導生涯眾多作品,會發現這部溫馨小品,是他第一次操刀處理的題材。他也坦言,較少接觸腦退化症的題材,純粹因為偶爾看過外國電視台的紀錄片,才開始了解。作為第一部劇情長片,他想挑戰自己,找回製作電影的熱情。從負責文字工作的編劇,跳到負責演員演出、鏡頭機位等拍攝現場大小事,他笑說猶如找回最初入行「由零開始」的狀態。

編劇與親自在現場指揮全局的導演,兩者體驗有何不同?羅耀輝覺得,當導演時有不少機會隨拍隨想,「不是說不想再做編劇,而是發現自己不想只做編劇。原來電影要慢慢拍,會找到一種微妙的感覺。那未必寫劇本時就預計到。好似有場講芬姨終於發現自己患腦退化症的戲,以及結尾的一幕,一些細節本來沒有寫在劇本上。」

導演羅耀輝坦言,過去他較少接觸腦退化症的題材,純粹因為偶爾看過外國電視台的紀錄片,才開始了解。(盧君朗攝)

走不出社區的老婦

「腦退化症其中一個主要病徵是善忘,滿可憐的,但某程度上是好笑的。因為他們未必知道自己病的程度,照顧他們的人或者會覺得哭笑不得。」羅耀輝去過公立醫院舉辦的腦退化症講座,與家屬聊天,吸收照顧腦退化患者的知識。之後他寫了芬姨這個角色,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但因為年老患病,漸漸走不出熟悉的社區。他再構思出阿旭一角,由一個年青人面對患上腦退化症老人家,如何由衝突到了解,最後扶持對方。

阿旭設定為中港婚姻下成長的一代。父親是香港人,但早已另立家室。阿旭在廣州與母親相依為命,直到母親病逝。來到香港卻發現自己夾在中港身份議題之間,他渴望親情,但血親都給不出回應。反而同為基層的包租婆芬姨,令他得以迂迴地建立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腦退化症其中一個主要病徵是善忘,滿可憐的,但某程度上是好笑的。因為他們未必知道自己病的程度,照顧他們的人或者會覺得哭笑不得。」羅耀輝說。(《幸運是我》劇照)

導演解釋,戲中的石牆樹的樹根生命力頑強,對照芬姨,她雖然有病,但都會繼續去面對。(盧君朗攝)

西環樹根生命力與芬姨一樣頑強

石牆樹出現在兩場戲裡。第一場是講阿旭想扔下芬姨,視她為負累。芬姨在夜裡只能來回科士街的石牆樹,去尋找阿旭。她不敢走出她熟悉的環境。第二場戲是生活日常,拍阿旭和芬姨去街市買菜。石牆樹給羅耀輝一種生命的觸動。「樹根生命力頑強,對照芬姨,她雖然有病,但都會繼續去面對。腦退化症並非藥物能夠根治,通常隨老人家身體機能慢慢衰退,直到死為止。樹根一樣保留那株樹多年來的痕跡,及成長經過。樹沿住石牆生長,而非平地,連植物都很能表達香港空間有限的特點。」

芬姨因為腦退化症不能自理,又怕失去安全感,從她堅持亞視是「2號台」的那幕可見其對變化的恐懼。城市卻一直變,甚至一度使羅耀輝失預算。

社區景觀、小店「唔拍就會冇」

有場戲講芬姨在西九附近迷路。「那場戲本來在開拍前一個月選好場景,但拍攝當日才發現築起不少地盤,景觀與之前完全不同。我們唯有就地取材,利用地盤外邊貼上的指示路牌,將路牌融入劇情。拍芬姨愈走愈偏離原本方向,快要由佐敦走到中港客運碼頭去。」他說。

電影拍攝前後,社區變了樣。他還提起有幕空鏡,把深水埗信興酒樓的招牌拍了進去。無心插柳,信興酒樓在2016年12月尾結業,招牌則送給博物館。他看網上消息,總有一種強烈印象——好似隔日就會有在電影出現過的小店、景觀、建築消失。唔拍就會冇了。他說。

城市彷彿與芬姨有着同一命運,城市的記憶在重建與再規劃下不斷剝落。正如電影中出現過的深水埗信興酒樓,就在拍攝後不久的2016年12月尾結業。這讓導演更感受到社區的景觀、建築若然不認真拍下來,就會隨時凋零消弭。(《幸運是我》劇照)

難找心水場景

「搵景,猶如鬥智鬥力。因為演員、攝影、燈光外,背景都重要。我覺得現時難在找一個未被人拍過的景觀,又有年代感。就算找到景,拍攝時有部的士走入鏡頭我都驚,因為可能會『穿崩』。」

羅耀輝說,《幸運是我》的故事比較貼近基層生活,而他覺得這是香港的精粹所在。如要他轉去拍樣板般的高樓大廈,倒失卻特色。說起,才知道他的童年在大坑的唐樓度過。那些年,他看過早上電視台播出的粵語片才上學去。唐樓下傳來叫賣聲,小販的「車仔檔」賣白糖糕、果蒸糭。他小時候在夜裡看星,好似以前的星空比現在明亮許多。

「有些畫面永遠都會記得。拍電影,就是要去挖掘城市許多未被留意的記憶,當她一直急遽改變的時候。」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