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緊難民政策】人類學教授從研究難民變同行:我冇辦法唔理佢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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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尋器輸入「難民」與「香港」,你能看到難民故事、人權資訊,但更多的是「假難民」,甚至是「南亞蝗」。難民議題在香港是個燙手山芋,願意接手的人不多,本地卻有位教授為研究走入本地非裔難民群體,7年來協助他們處理文件、甚至成立樂隊。在數字與政策下,中大人類學副教授鄭詩靈拉出被隱沒的天份與被制度磨蝕的人生,她苦笑謂:「研究完咗,我唔知點可以唔理𠵱班人。」

攝影:鄧倩螢

鄭詩靈是人類學系副教授。她說人類學鼓勵研究者與受訪群體一起生活,自己或許無法做到,只能用時間去認識滯港非裔難民。

從研究非裔難民健康到成為朋友

俐落短髮配上白框眼鏡,鄭詩靈教授(Sealing)坦言「難民」於她最初只是一個研究題目。2012年,她參與港大醫學院一個研究非洲難民與尋求庇護者健康的項目,探討他們的醫療狀況、評估。難民研究接觸近300個非洲免遣返酷刑聲請者,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健康欠佳,且過往經歷長期處於不穩的生活令很多人抑鬱症癥狀。這是一切的源起。

Sealing長有一頭利落短髮,在接觸難民研究前,是個研究性別議題的學者。她笑言最初接觸難民群體時,「佢哋以為我係警察」。

然後,這是研究沒提及的註腳。2013完成該研究後,Sealing卻留下來繼續與非洲人成為朋友,「研究完咗,我唔知點可以唔理𠵱班人。」語畢,她像要平復情緒似的呷一口咖啡。Sealing說非洲人在港的歷史短,非洲予人的觀念源自電影黑幫形象與新聞報道的餓荒、戰爭與暴力。「因為新聞唔會睇到好嘢㗎嘛,所以香港人對非洲人有好大偏見。」她的難民朋友曾在地鐵上剛坐下,鄰座乘客馬上站起掩鼻離開。

Sealing研究非裔難民的健康狀況時,發現制度下尋求庇護者的困境。尋求庇護者最初被拒於公共醫療體制外,至2006年後始能向社署申請豁免收費,接受有限度醫療服務。

香港與難民

香港並無簽署1951年聯合國《有關難民地位的公約》 ,原則上無責任成為難民收留國。但香港於1992年簽署《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 ,港府不能將任何人送回可能使該人遭受到酷刑的國家,意即香港是難民抵達收容國前的中轉站。

助非裔青年成立樂隊 被污名埋沒的才能

留下來的七年,Sealing看到數據以外難民有血有肉的掙扎。按現時政策,免遣返聲請者不得從事工作及義工,只靠人道援助度日。她卻從被這社群中看到被埋沒的才能。2016年,她逐協助非裔難民及朋友組成樂隊Talents Displaced(才飄八斗),讓港人理解這群居港的邊緣社群與文化。她笑言:「覺得好聽喎,但其實我唔知佢哋實際唱緊咩。」她坦言自己從不是政策倡議者,一直僅從旁協助,像讓難民樂隊站上台介紹自己、表演;也像鼓勵難民到公聽會說自己的經歷與意見。

7年來,Sealing都是低調的難民同行者。她始終視自己為「協作者」,讓難民與尋求庇護者提供自己發聲的權會。

「難民」文化繁複 質疑新修訂難處理

長期接觸難民社群,Sealing慢慢意識到「難民」從不是單一的群體,「數百個種族、不同立場的政府轉流上台,而非洲有50幾個國家」,Sealing說。在行政程序外,處理難民問題還需要對國際政治、文化有深刻理解與敏感度。

最近保安局正檢討修訂《入境條例》下對免遣返聲請者的難民政策。修訂建議包括把免遣返聲請者的時間搜集資料時間從現行的28日減至14日,與及減少提供「最精通語言」的翻譯者。她質疑執法機關實際上能否以第二語言,掌握聲請個案背後的繁複文化,「你大學時候知唔知多哥共和國喺邊?剛果發生咩事?你知唔知蘇丹、尼日利亞種族問題?其實好複雜。」她說,坐在辦公室的卻有權力決定生死。

《香港01》曾就相關修訂的質疑意見向保安局查詢,保安局表示,入境處一直備存客觀及可靠的資料庫,包括來源國家的地區資訊、專題報導、主要事件等資料,供個案審理人員參考。而入境處所有負責審核免遣返聲請個案的審理人員,在就任前都會接受專業訓練課程,確保他們充分了解統一審核機制及具備足夠知識處理有關個案。

Sealing認為,「任何一個社會,當內部有好多經濟、政治問題,政府最容易處理就係製造假想敵,難民好明顯就成為呢個假想敵,因為佢地實在太弱勢」。

制度裡被消耗的人生

Sealing總是直視著別人雙眼說話。但你無法分辦是她眼睛水潤,還是她壓著情緒與淚光跟你對話。「我唔夠膽講犧牲呢個字,犧牲啲咩啫?人哋係成條命喺度,浪費咗超過十年。」

來自東南亞國家的B先生,溜港14年。早年在港工作期間,因為國家政治環境與政策突然轉變,回國將面臨生命危險而在港尋找庇護。他現已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都是經香港朋友學」。

溜港超過十年的免遣返聲請者,包括訪問當日坐在Sealing身旁的三位。他們有的是因政治問題成了無國籍人士;有的因為國家簽證問題或政權威脅下滯港,流散在國與國之間。這些都成了政策下統稱的「免遣返聲請人」,是入境處多次轉制後,處理的23,184宗個案之一。

多年來,免遣返聲請政策多番變動。三人就是經歷多次轉制的一群。2014年前,香港難民政策行雙軌制。入境處負責酷刑聲請,而聯合國難民署香港辦事處則負責審批免遣返聲請。其後,多宗司法審核個案分別要求港府按「需按高度公平原則」進行甄別過程、若聲請人被遣返後有可能遭「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不能遣返。故2014年,港府因為法院裁定,正式推行「統一審核機制」,由入境處統一處理所有免遣返聲請。通過審核機制的個案再由聯合國難民署,負責確立難民個案轉交第三收容國。三人的「免遣返聲請」便在制度虛耗了十載。

在香港,難民、尋求庇護者、無國籍人士等一律被稱為「免遣返聲請人士」。受訪當日,他們說來港申請庇護時根本不知申請過程漫長至此。多次制度改變讓他們浪費十多年時間。

難民秘書Sealing

「我好清楚我可以做嘅真係少之又少」,七年來Sealing付出最多是的公餘時間釐清難民社群與政策。香港從不是難民的收容國,只是難民的中途站。免遣返聲請者無論個案確立與否,無論最終遣返或經聯合國送往收容國,他們在制度下都是被拒融入香港的一群。Sealing能做的是陪伴與聆聽無庇護的難民故事,若他們想發聲,她便化身秘書從旁協助。

2018年,溜港逾十年且無任何案底的免遣返聲請者,成立難民組織「Our lives matter HK」。這批為數約二十人,希望向港府追付在制度中被浪費的十多年,並且希望提出更具爭議的居港權。自視為秘書的Sealing說,如果他們認為要做,便會陪下去,她問:「我係咪好離經背道? 」

Sealing(左)指,尋求庇護者處境困難,「但佢哋冇放棄呀」,自己只能聽他們的故事,及讓他們知道有人會相信他們的經歷。而她並沒有停止研究,只是把研究轉了方向,其中一個面向就是研究難民社群與港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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