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工廠重建】殘疾人士工運啟蒙 靜坐、佔領 70年代超前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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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罷工、到社會福利署靜坐、佔領碼頭,這些抗爭行為在今天見慣不怪,甚至會被嫌不夠激進。但如果發生在50年前,由一班失明工友發起,兼成功向管理層及港英政府施壓,改善工人待遇。你又有何看法?

這是1970年代香港盲人輔導會盲人工廠全體工友,爭取勞工權益的抗爭史。這段過去掩沒在歷史洪流之中,無人問津。但這工潮不重要嗎?不,這其實是本地首次,及唯一一次由殘疾人士發起的工人運動,可說是沒有左右派工會介入、本地獨立工運的開端。

本地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指,殘疾人士工作是權利,不是福利,工友有權爭取合理待遇。

(【盲人工廠重建】專題系列報導之二)

失明工友罷工半月 爭取合理待遇 

抗爭源於壓迫。1970年代初期,香港物價不斷上漲。據報章記載,盲人輔導會當年獲港英政府津貼超過60萬元,生產總值逾百萬元,兩名外地專家月薪高達2,000元。但盲人工廠工人每周最多只可工作30小時,工資以工作成績計算,月薪隨時不多於160元。對比普通工廠大部分工人,多勞多得,每周可工作60小時,盲人工友的收入較低。1968年10月14日,過百名盲人工友,集結在工廠門外靜坐,拒絕上班,要求加薪及假日開工。

梁寶龍偶然在新聞博物館,發現當年盲人工潮的剪報。現時互聯網上只有少量相關文獻,即使市面上有不少工運書籍,但盲人工潮的描述只得隻字片語。加上當年工友已年紀老邁,主力支援的社工亦因中風而失去大部分記憶,要找回這段歷史不容易。(高仲明攝)

為生活「起義」

78歲的單義豪現時是盲人工廠的退休學員,當年有參加罷工。他憶述,當時百多名工友十分齊心,為了生活而「起義」。「嗰時支士的裝咗水喉鐵,大家一齊合力扑爛工廠度門,啲玻璃全部爛碎。」

工友後來與政府社會福利署官員談判,並一致決定問題未解決前,決不開工。惟政府態度冷淡,認為輔導會是政府津貼的獨立志願機構,非政府辦理。官員又指因公開市場競爭大,才致訂單少、生意少,只需將工友調去其他隨時有工開的部門,接受訓練即可,否則便解僱。工友爭取不果,輔導會不接受工友提出的工資要求,維持近半月的罷工完結。

單義豪在1958年加入工廠,由工友做到學員,當年曾參加工潮。(林振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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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輔導會解僱 工友「佔領」天星碼頭抗議

之後一兩年間,工廠數次爆發工潮。包括200多名工友在廠內飯堂談判,要求輔導會解釋開除15名工友的理由。工人也曾上書輔政司及社會福利署,要求每月最低獲160元工資,政府卻表明無法保證。

當年盲人工廠工友在天星碼頭留宿,得到社會大眾支持,輿論改變。(《華僑日報》1971年11月報道)

要求154名工友全體復工

1971年10月,工廠門外貼出通告,指工人已「自行解僱」(意指被炒)。130多名工友於是由工廠出發,手持標語,由九龍城過海至中環,要求與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會商。輔導會僅表示只願聘請四分三的工人,其他不再錄用。11月,大批工友到中環社會福利署外靜坐及遞信,要求全體154名工友復工,改善薪酬,及保留「香港盲人輔導會盲人工廠」的名稱。

時任輔導會主席沙利士跟工友代表談判,但他態度強硬,工友認為他毫無誠意,不但未有答應加薪,更表示工友每日可獲1元津貼。雙方談判破裂後,盲人工友深感憤怒,一致決定到天星碼頭通宵集體靜坐抗議。

我們一定要為我們的合理要求,而堅決爭取到底。
盲人工廠工友1971年11月10日深夜發表的聲明

寒天露宿碼頭抗爭獲公眾同情

當時天氣寒冷,工友連續兩天留宿碼頭,得到社會人士的同情及支持,迫使政府及輔導會讓步。輔導會最終接納全體工友復工,增加工友底薪,又保證工廠不能隨意調派新工作予工友。歷時個多月的工潮獲解決,154名工友生計終得安頓。

梁寶龍指盲人工潮是首次,亦是唯一一次由殘疾人士發起的工人運動。

我好自大咁同朋友講,有我龍爺一日存在,所有工潮,我都會提醒你哋
本地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

花甲老人 埋首工運歷史檔案堆中

這一段在當年十分進步的抗爭歷史,一直不見天日,惟獨本地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沒有放棄。他曾經連續三個月,到香港歷史檔案處翻看當年文件,從幾十份剪報、政府文件及會議紀錄中,填補歷史空白。「見到一啲少人提嘅嘢,更加有動力去做。」

被後輩稱為「龍爺」的梁寶龍,現年62歲。他沒有正式走進過大學殿堂,只有中學畢業,卻是本地工運界甚有「江湖地位」的人物。80年代,他與著名學者、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明銶一見如故,自始埋首研究工運史,曾編寫多本書籍。近年他兩度中風,致說話緩慢、不良於行,卻永不言休。他手持柺杖,定期到中央圖書館查看史料,到勞工組織教授新人工運史,更在個人網誌上發表一篇又一篇的長篇文章。

「寫工運歷史,如果唔係亮點,就會好少有人會切入研究,好多時都會被忽略。」他說,盲人工潮過去一直被人忽略,致力令歷史不被遺忘、不被忽視、不被消失,是他堅守的使命。「我好自大咁同朋友講,有我龍爺一日存在,所有工潮,我都會提醒你哋。」

梁寶龍現年62歲,是本地工運史研究者。他說,本地研究工運或勞工議題的人不少,但研究工運歷史的,他算是少數。(高仲明攝)

非左非右 獨立工運的起點

「從某啲人角度,(盲人工潮)都算係一件小事,因為佢又唔係好似紮鐵佬咁沖出馬路,所以較為易被忽略。但啲人睇唔到佢係獨立工運嘅起點。」

六七暴動前時期,香港工運陷入「非左即右」的意識形態鬥爭,工會只考慮政黨立場,非工人角度出發。暴動後,社會渴望安定,一度對工潮不太支持,更有輿論認為可能是「港共搗亂分子」利用盲人製造紛爭。

今天本港四百萬居民,除了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港共分子之外,所要求的就是社會安定,再不容有人煽風點火,從中搗亂,陷社會於動盪。不幸的是,在此期間,竟發生盲人工廠的風潮,使社會上蒙上一重陰影,誠屬遺憾。
《工商日報》1968年10月26日社論

但梁寶龍指,盲人工潮由一班沒有政治背景的工友發起,目標爭取個人經濟利益。1970年代,公務員工會抗爭不斷,護士、教師紛紛組織爭取權益,同樣強調去政治化,手法有盲人工潮的影子。

圖為梁寶龍的著作,有些是與陳明銶教授合作編寫。(高仲明攝)

工學同行 影響日後社運模式

在盲人工潮期間,不同學生團體、宗教組織加入支援。九個學生團體曾向社署副署長遞信,支持工友要求,並舉行盲人問題公開大會。工友留宿天星碼頭抗議時,百多名學生帶同食物到場,並發起捐款,共籌得5萬元。匯豐銀行首位華人主席鄭海泉、保釣人士區伯權、香港文社史專家吳萱人及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當年亦有參與。

梁寶龍指,以他所知,這是歷來首次有學生介入工人運動。「之前都係各有各做,唔會一齊,即係好似抗日時期,學生都抗日,工人都抗日,唔會話一齊行動等等。」他更指,學生與工人同行,對未來社會運動有深遠影響。「學生為正義介入行動之後,發現改善咗一啲野,發揮到啲力量,所以咪一路繼續去做,有一股無形傳承。」

中風後梁寶龍的健康及記憶力不大如前,但仍醉心研究工運歷史,「寫到寫唔到為止」。(高仲明攝)

殘疾人士工作是權利 誓要爭取

梁寶龍一家有八兄弟姐妹,家境貧困,收入僅僅夠糊口,他小時候曾做童工,幫補家計,深明低下階層之苦。兄長梁寶霖是當年《華僑日報》記者,負責工人新聞,有份追蹤報道當年盲人工潮,後來更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擔任幹事。耳濡目染下,梁寶龍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發現社會上好多不公平現象,體會到好多嘢係需要爭取。」

中學畢業後,他一邊從事基層工作,如茶餐廳雜工、搬運、電腦維修員、報館植字員;一邊研究中國及本地工運史。2008年他第一次中風,右邊全身癱瘓,不良於行。雖然努力鍛鍊身體,誓不用輪椅,可惜因為身體未夠靈活,一直找不到工作,唯有提早退休,投入研究寫作。「一個殘疾人士要真真正正康復,除咗體力上, 都要精神上覺得自己有用。畀工作我哋,生存價值更大,唔好話完全養話自己,都希望可以賺到啲金錢。」

梁寶龍有多種身份,是工運史研究者,也是藍領工人,也是一名殘疾人士。他對盲人工廠重建,有多種體會。(高仲明攝)

華人面對不公平待遇一般啞忍

他坦言,華人社會傳統下,工人對不公平待遇一般會啞忍,殘疾人士因為條件所限,更少主動爭取。但他希望殘疾人士明白,工作是權利,不是福利,要敢於爭取。「如果覺得係權利,我哋會更夠膽去要求一啲野。如果覺得係福利,會認為正常人都冇呢樣野,我哋已經有,係咪恩賜呢?甚至沾沾自喜,唔去拎返應有權利。」

香港盲人輔導會向政府申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近60年歷史的盲人工廠即將重建成一座綜合康復服務大樓,工廠可能會被消失。梁寶龍希望政府及盲人輔導會保留工廠運作模式,讓殘疾工友有真正的工作權利,而非只得庇護工場的津貼訓練。「唔可以再用福利安置呢班人,要有權利,令佢哋有尊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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