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僱主陪伴撐過乳癌電療 單親外傭媽媽:她給我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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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自己患乳癌時,Amelie(化名)只是紅了眼眶,但她的僱主Joy(化名)比她更快湧出了眼淚。從診所到醫院的一程地鐵裡,兩個女人無法自控地落下淚來。

Amelie七年前從菲律賓來港工作,第一個僱主便是剛剛懷孕的Joy。患癌之前,Amelie照顧著Joy的子女長大,從不覺得日子難過。她要儲錢,為了家鄉患病的兒子寄醫藥費。患癌之後,她請Joy千萬不要終止她的合約,想不到對方生氣了。她從來沒有想過要解僱她。

天氣很熱,吃荷爾蒙藥後身體更熱,所以僱主給她買假髮,她也沒有戴。(李慧筠攝)

(確診一刻)我很震驚,又想表現得勇敢,我不喜歡她看到我傷心。但Joy哭了,所以我也哭了。
外傭 Amelie

與僱主在地鐵上同哭

四月初,Amelie步出醫院,流著滿身汗,因為兩頰瘦削,上下兩排牙齒在她苦笑時顯得突出。接受荷爾蒙治療的乳癌病人不少人會出現潮熱情況。「接下來五年要食荷爾蒙藥,吃藥後,感覺很熱,晚上在庇護所睡不著覺。」醫院裡坐滿了等候覆診的人們,她想起在菲律賓公家醫院也像香港,平民百姓總是要等很久才獲得治療。

確診患癌是去年9月的事。一切來得很快,她洗澡時摸到乳房有硬塊,便告知僱主Joy。Joy的親人也有相關病歷,她立即請假帶Amelie去看醫生。等了兩三日,兩個人去取報告,未入門,醫生已衝口而出:「壞消息,是癌症。」

「我很震驚,又想表現得勇敢,我不喜歡她看到我傷心。但Joy哭了,所以我也哭了。」Amelie跟Joy搭地鐵去醫院,Joy把位置讓給她坐。兩個人一個站著,一個坐著,不顧途人目光就雙雙哭起來。

手術和電療之後,Amelie不時要回到醫院覆診,檢查傷口情況。(李慧筠攝)

僱主:「從沒想過解僱你」

在香港,Amelie的身份是一名外籍傭工。38歲菲傭Baby Jane Allas今年二月確診患癌後被僱主解僱,帶起立法會對於政府應要求僱主為外籍傭工購買醫療保險的討論。政府今年四月呈交立法會文件,指香港公營醫療服務基本上優先照顧符合資格人士的需要;如外傭沒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醫管局會收取適用於非符合資格人士的費用。

Amelie說:「我聽過,在香港,如果外傭生病(並有證明失去工作能力),可以終止合約……」(李慧筠攝)

僱主Joy(化名)說:「之前若果沒有你,我們不能工作,你替我們看顧小朋友,是我們的朋友和家人,不只是工人。」
Amelie

這也是Amelie害怕Joy終止她合約的原因——現行法例下,只要外籍傭工被解僱,就會失去公營醫療福利,並須在兩星期內回到菲律賓。Amelie的親人在菲律賓私家醫院治療過癌症,費用大概是40萬元。腫瘤每天擴大,她等不到當地公家醫院。

但僱主也有難處。Amelie請求Joy不要解僱她,想不到她生氣了,「她說她沒這樣想過,她一直fight for me。」Amelie患癌後,Joy的朋友責怪她為何繼續探望Amelie,為何不與她斷約,說Joy也不是很有錢,只會給自己添麻煩。「Joy說:『之前若果沒有你,我們不能工作,你替我們看顧小朋友,是我們的朋友和家人,不只是工人。』」Amelie抑壓自己的激動:「她盡了力,我很感激。」

出入醫院,她在手袋上掛上消毒液。(李慧筠攝)

「我不壞,為何遇到這種試煉?」

僱主沒有解僱Amelie,也有為她買醫保,Amelie於是在香港接受治療。Amelie不想僱主忙於照顧自己,也不想小朋友看到她病倒,便到外傭庇護所Bethune House(白恩逢之家)暫住。

她確診患乳癌第二期。右邊乳房腫瘤長4cm,醫生曾建議她切除乳房後做重建乳房手術,但她想到要幾個月才康復,就拒絕了。「我說ok,不用重建了。」於是切去了右邊乳房。

「為了兒子,我要抗擊,要勇敢。」她說。(李慧筠攝)

用作術後消除殘餘癌細胞的輔助性放射療程為期四次。「第一期療程,哇,我超級累。晚上我想起床去廁所,但我又暈又痛,很想嘔,受不了噪音,只想獨自一個人。我無法形容那種痛,感覺很孤獨,那段時間我以為我會死。」每次覺得無奈,Amelie便笑,笑到慢慢溢出淚花。

治療比想像中艱難和反覆,最後一次她後背痛到無法躺下,走路時腰直不起來。她以為切除手術後無後顧之憂,結果因有血塊而再度開刀。「我大喊:不!我已經痛過了,又要再開刀?」她問自己也問天主:「我不是壞人,為什麼我會遇到這種試煉?」

兒子有時跟外母說,爸媽都不在身邊,「哇,我多想飛回去看看他」,Amelie說。(李慧筠攝)

在別的國家做手術很不容易,沒有家人陪你。情感上、身體上都很痛,我解釋不到。
Amelie

不再完整的女性軀體

一天一天掉落的頭髮堵塞了浴室去水位,Amelie乾脆剪去長髮。庇護所的朋友建議她留下頭髮紀念,她當時只一心想完成療程,「每日都在倒數,想快點完結。」切除一邊乳房後,傷口橫跨胸前到腋下,她看著鏡子,感覺自己不是自己。「看到鏡中的自己很傷心,我覺得自己不完整。」

直至她臨入手術室前,一個護士摸摸她的頭顱說:「沒關係的。」「突然我就哭起來。在別的國家做手術很不容易,沒有家人陪你。情感上、身體上都很痛,我解釋不到。」她說。

以前Amelie貪靚,頭髮留到腰間,放假出門一定打扮。現在她剷光頭髮,每天穿寬大淨色T-Shirt。「以前我出門不會穿這樣,也不能沒塗唇膏,但現在……哎,Okay啦,我是為了生存。」(李慧筠攝)

庇護所較多菲律賓宿友,她感覺如回鄉,放鬆下來,不時哭。電療後她想練習乏力的右手煮飯,「那樣我才能回僱主的家工作。」宿友不想她操勞,她暫時只能呆在床上看電視,有時讀玫瑰經。在這裡她聽到宿友的遭遇,有被欠薪、被虐打的人,她想到自己的僱主:「常聽到各種被終止合約的原因,我不能判斷誰是誰非,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僱主很明白我。」

在庇護所,她遇到遭遇不同事情的同鄉人。她們在庇護所一同生活、煮食,朋友陪著她覆診,也幫忙照顧她。(李慧筠攝)

單親媽媽:死不可怕,最怕比兒子早死

Amelie有一個12歲的兒子,曾有兩個不知原因夭折的兒子。到第三個兒子,醫院終告知她兒子患上一種原發性免疫缺陷病(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最多活到九歲;還好沒有成真。現時兒子在菲律賓醫院接受治療,每三星期要服一劑5ml、約8,000港元的藥物,得基金幫助,兒子三個月能服藥一次。

工廠工作無法支持她負擔兒子的藥費,所以她來港做家務工,每月人工一半給兒子,八百元留給自己,其餘的寄回家鄉建屋,沒有儲蓄。「我想兒子生存下去。」

有時她們在庇護所讀聖經。最痛苦時,她一邊數著玫瑰念珠一邊唸《玫瑰經》。(李慧筠攝)

對我自己,患癌是OK的,但如果我死了,我兒子怎辦?
Amelie

丈夫在她出國後外遇,是Amelie意料中事。「現實是女人出國工作,男人便找另一個。」她走前甚至跟另一個女人攤牌說明,自己不想家庭破碎。結果兩人分開,對方沒分擔兒子任何醫療費,但也沒離婚;離婚費貴,她寧留給兒子治病。她說:「我不恨他金錢上不支持兒子,我只恨他不去探望他。」

她最怕比兒子早死。「對我自己,患癌是OK的,但如果我死了,我兒子怎辦?我想他先走,或者我倆一起走。」

電療最痛苦的時候,Amelie夢到早逝的家人。她在夢中求救,父母漸行漸遠,醒來時她滿臉是淚。「可能我會死,才夢到他們。姐姐說可能他們想我打這場仗,如果我跟著他們走,就醒不來了。」(李慧筠攝)

我13歲打工到今天,承諾了自己50歲回到兒子身邊,但突然患上乳癌。
Amelie

「僱主給了我第二人生」

患癌前,她的退休計劃是回鄉後跟兒子住在家鄉小屋,「小屋在山附近,好靜,好多樹木圍繞,有點涼。」如果那時兒子終於能回學校上課,她便在屋前開雜貨店,賣醬油、咖啡度日,姐姐和大哥住在旁邊。

現在計劃要延遲了,還不是回家鄉的時候。「我13歲打工到今天,承諾了自己50歲回到兒子身邊,但突然患上乳癌。以前我一直很健康,從不覺得自己會有病,不曾感到什麼痛……」現在回想一直以來的背痛也許就是身體的最後警告。

畢竟,他們被國家計算為勞動力輸出各國,當失去工作能力,於香港或菲律賓而言就毫無價值。(李慧筠攝)

她每天想著如何有力拿起一隻鑊鏟,重新回到別人的家工作。僱主的子女有次衝上前想抱著剛覆診完畢的她,「他們會問我痛不痛?還能抱起他們嗎?我說暫時不能,他們便說Okay。」僱主知道她兒子患病,說如果兒子有天到香港,想請兩母子去迪士尼玩。「七年了,我覺得自己是家庭一員,很喜歡跟他們待在一起。」

這些患病的異鄉人有些被解僱後回鄉去,在菲律賓醫療制度底下生死未卜,也乏人問津。畢竟,他們被國家計算為勞動力輸出各國,當失去工作能力,於香港或菲律賓而言就毫無價值。Amelie自覺是不用走上這條路的幸運兒,她重覆又重覆地說:「僱主給了我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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