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伴生》紀錄五位長者及家人生活 展現生死的矛盾與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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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死亡是持續一生的事。」導演黃肇邦說。統計處推算,半個世紀後,每三人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長者。於是黃肇邦花了兩年時光,紀錄三個面臨親人將逝的家庭,跨越死亡忌諱,把走到生命盡頭的故事,拍成電影《伴生》。故事聚焦於照顧者與將逝者的關係,希望為每個負起重擔的照顧者,尋找抒發窗口。

導演黃肇邦希望把紀錄片傳開去,讓更多經歷死亡的人找到抒發窗口。(符祥定攝)

做義工尋找個案 建立信任拍攝生死兩年

在人口老化的社會,很多人都面臨同一境況。照顧者營營役役地上班,還要照料被病痛纏繞的親人,時常進出老人院、排隊覆診、飛奔往深切治療部,目睹親人失去自理能力的情況、及病痛帶來的痛苦,壓力很大。

29歲的黃肇邦形容這很平凡,因為經歷死亡,是持續一生的事。他淡淡地說:「這刻街上與你擦身而過的人,可能正趕去醫院探親。」2014年,他到東華三院做了數個月義工,認識紀錄片的主角:兩對恩愛的老夫婦與子女、一位智障婆婆和兒子。

在年月間建立起信任,黃肇邦得以追蹤幾位老人的晚年,以及親人的照料過程。鏡頭紀錄生老病死的矛盾:全職工作養家的女兒反覆自問,是否應把父母帶回家,而不是將他們留在老人院;兒子不捨父親,卻希望他呼吸最後幾口氣後,靜靜離去。兩年間,黃肇邦與幾位主角進出醫院和見面過百次。

松哥與阿梅是對老夫婦,同住一個院舍,松哥說阿梅是賢妻良母。(電影劇照)

「人越來越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電影中有一幕是這樣的:松哥的太太阿梅離世,松哥在棺木旁哭:「梅啊梅,下輩子都一定會找你,我跟你說過三世姻緣,你在家中等我,知道嗎?再見了,阿梅。」阿梅離開後幾個月,壯健的松哥身患重病,進了醫院。大半年間,他的情況急轉直下,日漸枯瘦,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出去了」。

眼見松哥一天比一天過得痛苦,他的兒子曾經沉重說過:「人們常說希望父母長命百歲,但這應該是數十年前的人的話。以前的人六十歲做大壽、七十歲已經古來稀,但我爸媽已經八十多歲。現在醫學很發達,人愈來愈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松哥曾經跟家人說過:「很辛苦,很累,想走」,父子間坦言談過選擇性離去的問題。

《伴生》將逝者與照顧者之間的哀愁與解脫,以直視死亡的角度,安撫每一個同樣經歷這段旅程的人。

沛叔與阿金是對老夫婦,女兒放假,帶他們去看海。(電影劇照)

不舉機拍攝比舉機次數多 陪長者走最後一段路

一般人忌諱,不輕言談死,更不用說把死亡放到影院。黃肇邦回憶拍攝期間,很多場面都有所取捨,他不舉機的次數比正式攝錄為多,「很多時去醫院只為探望,不為拍攝。」

在松哥日漸消瘦之時,有人質問黃肇邦為何還要拍攝,然而他得到家庭的信任,咬緊牙關以認真態度看待生命。在拿捏尊重對方與完整紀錄之間,他顯得成熟。終於,黃肇邦把主角的經歷,連帶複雜的感情,搬到大銀幕,希望帶來認真的討論。

拍攝期間,黃肇邦看到老公公沛叔把電話掛在頸上,時刻打電話給女兒,他說:「香港有土地問題,屋子很小,家人日夜相對。正是這樣,父母老後很依賴子女,子女有大把世界,但子女卻是老人家的全部。如果你放棄和不理他們,他們可能就會失去世界。」

慕嚴與兆銘是對母子,每次兒子陪她覆診,慕嚴總懷笑臉。(電影劇照)

跨越死亡忌諱  讓每個人看得見彼此的情感

談起死亡,黃肇邦回憶,中學第一次到葬禮,是同學意外身亡,他隔住玻璃看到同學,首次感受「人一出生,正是步向死亡」的距離。

成長的時候,他住在龍蛇混雜的屋邨,當過侍應與銷售員,很多人的故事觸動了他,希望紀錄小人物的眾生相。數年前,他以三年時間拍攝紀錄基層學童的《子非魚》,今次他花了兩年完成《伴生》,讓每天發生卻有所忌諱的事情呈現人前。

《伴生》將於「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暫放映五場,正嘗試尋找發行商及院線作更廣泛的傳播。黃肇邦形容,雖然電影為許多追夢的人帶來創造力,但獨立電影在香港的生存空間狹窄。

一旦面對現實,他計計條數,「就算上映10場,每場100多人,也只有1000人看過,香港有700萬人,傳播率很有限。」他認為拍攝就是要人看得見,希望把夢想推得更遠,讓這部紀錄片走更寬闊的路。

《伴生》將於「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先播五場。(電影海報)

「香港亞洲電影節」加開場次:
10月28日,7:45pm,百老匯 IFC(設映後座談)
11月5日,3:55pm,百老匯電影中心(設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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