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鄰近港鐵站口與崇光百貨側門，人群如魚不斷穿插。一位以「雨傘文宣伯伯」自居的老伯，身穿骨子的恤衫西褲，就在人群中攤開「架生」：兩枝地咪架上裝着夜冷店買來的大聲公、放滿一地的履歷證書、寫着「全民退保」的牌，他戴上頭咪，從下午一時起，開始一連四小時的街頭演說：「為什麼會有大白象工程？因為很多人不願意做選民，令建制派控制議會。」從高鐵，論到醫療改革、全民退休保障、領展云云。每次見面，他都失望慨嘆：「我不斷出嚟講，接受你訪問，就係希望有人可以學我，街頭文宣，喚醒市民的公民意識。」攝影：陳芷慧

周日酒樓開騷 「部長唔敢行埋嚟」

大眾認識雨傘文宣伯伯，大抵就是2014年佔領運動。一位老伯充當街頭教授，免費講學「我要真普選」。訪問前幾天，他專程給我電話：「喇，你上YouTube，搜尋雨傘文宣伯伯，有一段三小時的演講錄音，你先聽聽，先對我有更深入的了解。」徇眾要求，他開設Facebook帳戶，「啲人話有時揾唔到我，可以上網睇返喎！」

平日的文宣伯伯，叫陳偉苑，73歲，職責是湊孫，孫女四歲，不知民間疾苦，眼中的爺爺就只會說童話故事。周日，他做回文宣伯伯，嘴巴才真正屬於自己，過自己的生活。記者斗膽問一句：「你成日講政治，你同隔離鄰舍啲老友記啱唔啱嘴型？」伯伯這下子就不自謙：「星期日咪一齊飲茶囉！我好受歡迎的。」原來，在街頭演講前，他早上就先在酒樓「開騷」。「酒樓我唔用咪，聲都夠響。啲部長都唔敢叫我細聲啲！」記者一臉汗顏，他又說，一群對嘴的老友圍坐一枱，隔鄰幾枱都是長期忠實的粉絲，從其眼神便知誰是藍絲黃絲，「有啲成日眼超超囉，不過，有時候啲藍絲聽到我講嘅嘢，都會有共鳴，點點頭。」

數據論高鐵論：香港成本貴絕全球

年過70，不需要一份講稿，做好功課，數字記晒入腦，論點清晰，論據充足，有文有路，語調並非激進派般一味「爆血管式」的激動，卻一臉篤定，把社會時事的前因後果娓娓道來，當然，間或激動起來，句末加上「冚家X」在所難免。他手放背後，腰微彎，向途人發問：「就像這個高鐵，竟然要900億做26公里，即34億做1公里，打破全世界紀錄。各位先生女士，知道做高鐵最貴是哪一個國家？」

觀眾男女老幼，或眼超超，或舉着相機，或露出「嘩，咁奇怪嘅呢位阿伯，自言自語...」的眼神，途人只會聽，卻像啞巴，因此文宣伯伯習慣自問自答：「德國高鐵，平均每公里4.5億港元；印尼由耶加達往萬隆，20公里，中國投資，也只是3.5億公里冚家X。為什麼有大白象工程？因為很多人不願意做選民，令建制派控制議會。」

親國民黨出身 爭取社會公義是家族基因

「我本身都好左，親中，但見到現在政府所作所為，我都頂佢唔順，要出嚟同大家講。」每次街頭分享，他都會提到自己「紅色」背景。他爸爸是水泥工人，1948年有份成立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爸爸有份創立的工會好進取，成立勞工界第一所有政治性的私立學校。為免政府滲入殖民思想，成立學校加入國民教育。」文宣伯伯就讀 的復興小學，校內掛國民黨旗，「以前雙十節，家住西營盤，全區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好熱鬧。」

可是，他六歲的時候，爸爸病逝，對他的成長影響力不大。「但爭取社會公義，是我們家族的基因。」他強調。

絕非知識分子 9歲才讀小一

記者舉着相機不停地拍，雙臂發麻，難得聽見他說休息一會。誰能預料，他喝一口水，又再繼續。他腳骨力比記者還好，從不帶凳。「以前我做電子工廠技工，企慣啦！」他身上的迷你擴音器，都是他自己改裝而成。

很多人還以為他是大學教授。他母親做小販養家，他6歲揹着一對剛出生的孖生細佬，每天坐在街邊過日辰。「那時很想學寫字，執起街邊紅磚在地上寫大字。」一位小童群益會社工經過見狀，就跟他約法三章：「我給讀書機會，但你要考入15名以內。」他入讀小一那年，已是9歲。12歲，他半工讀，晚上返夜學，跟媽媽一起做清潔工；14歲做過膠工廠、印務、玩具廠、水泥學徒；16歲在一所半山貴族學校做校工，那年，他才在夜校唸中一。

處男抗爭：為女工爭取平等加薪  自己飯碗被打爛

「以前的我，已好有火。」他一臉自豪。他抗爭路上的「處男作」，就在電子廠。60年代，男女薪金有別。在電子工廠中，男工時薪10元；女工時薪卻只有一半。年尾加薪，男工每人時薪加1.5元，女工卻一個仙也沒加。文宣伯伯憤憤不平，「當時工廠有十條生產線，我是其中一條生產線代表，我聯同其餘九位，衝上控制室，挪用廣播器，呼籲全公司上下怠工。」他說，怠工是工業時期一種很温和的抗議，不是罷工，只是減慢工作速度。當時公司中有不少技工是工聯會激進份子，呼籲工人起來堵塞公司出入口，「當時我很怕出亂子，如果『我個朵揚咗』（事情鬧大），就好難揾嘢做。」幾經波折，董事會才肯為女工加五毫子，「這是我們的底線。」這十位麻煩友，自知此處不宜久留，英雄主義上身，浩浩蕩蕩集體請辭執包袱。

「點知真係揚咗。好難揾工，做了三個月小販。」以前小販管理隊不會趕盡𣪩絕。「以前我媽媽在街邊賣雞蛋，第一次被捕，法官在濟貧箱中拿取$200給母親；第二次被捕，他給母親一個大排檔牌，家庭福利會還出錢搭了一個鐵皮檔。」他說，從前的社會，讓人自力更生。

英殖政府更重社會需要 區內設施一應俱全

67年，無綫電視開台，激發其生意頭腦，轉行做改裝電視。「以前麗的電視看不到無綫節目，我在觀塘後巷租了一個半邊舖做改裝電視生意。」

後來秀茂坪有政府出租的商舖接受不同行業投標。「人家均出兩萬元投標，我卻只是$5000元。政府官接見時，我向他解釋：『我看見這區沒有任何改裝電視的商舖，看到這區有需要。」結果，他意然中標，「我第一次明白英殖政府的管治方針，他不單看錢，更重要是以社區需要作考量。」

他說以前無需公民抗命，不用街頭文宣：「以前整個社區，政府幫你諗好晒，咩都有，單是秀茂坪，就有三間社區中心，兩間托兒所，我的子女都在區內托兒所長大，街市都有好幾個，咩舖都有。3000蚊租就做幾十年。」

現在屋邨商場外判領展，再說也自覺囉嗦。「當年技工老友的水電舖傳給囝囝，領展收其三萬幾租，點頂得住？執咗囉！」；至於樓梯舖，小小的空間，盛載上一輩「知足常樂」的工作態度。現在呢？6月時九龍城一間經營60載的利成錶行被迫遷。政府的《收回土地條例》，常以「非法霸佔」為由收地，抹殺樓梯舖數十年來的社區意義，賠償金額亦非以土地發展潛力作考慮。

他說以前無需公民抗命，不用街頭文宣：「以前整個社區，政府幫你諗好晒，咩都有，單是秀茂坪，就有三間社區中心，兩間托兒所，我的子女都在區內托兒所長大，街市都有好幾個，咩舖都有。3000蚊租就做幾十年。」

「我沒有學識，但經歷過以前的社會，現在多關心時事，兩個朝代對比之下，就明白政府的對錯。」他說。如他提及社區托兒所，現在香港的托兒服務嚴重不足，根據2013年勞福局資料顯示，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幼兒中心只有近700個名額，比十年前還少，夫婦難雙職工作，基層家庭難以脫貧。文宣伯伯由此再論及「全民退休保障」的性別不平等，「家庭主婦照顧孩子，是對社會的貢獻，為什麼全民退休保障，卻不包括其中？」

「以前，政府幫助市民自力更生，駛乜綜緩。」伯伯說。「90年代我患上膀胱癌，做手術後住院45天，埋單三千多元。08年推出醫療改革，用者自付，患癌破產都唔掂。」

「貼地」論政  讓老一輩承擔街頭文宣

他說，他不像民主流動教室，說不出民主大道理。他說的，卻是更貼地，從生活入手，從大眾貼身利益，喚醒社會的公民意識。上個周日，他街頭上論及「派糖」：「今年派糖 350億，但真正用到生果金、綜緩的，只是9億。290億就放在差餉、利得稅和薪俸稅。即是，越富有，越有優惠。換句話說，若你每月賺取9萬元，就能獲得2萬元退稅，但請問有哪一位年輕人有9萬元月薪呢？」這下子敲醒在場年輕人的腦袋，大家豎起拇指。

回想當天他揹着兩位弟弟，又要餵奶，又要做家頭細務，渴望讀書，就在街上用紅磚寫大字，他說：「以前嘅人，即係我自己，真係好堅毅！」今年七十有三，他的確老而彌堅，仍然站在街邊，說話不吞吐，腳不抖顫，無止境地上演《怒火街頭》。他希望有更多人擔起文宣工作，明白年輕一輩或有難處，「後生有份工，唔方便，街頭文宣嘅嘢，留返我呢啲老一輩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