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圍女性主義師奶嫁大男人:做全職媽媽好痛苦 自組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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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天悅邨地下有間社區中心,在物資和雜物堆滿的空間,有個師奶埋首鍵盤,要趕起計劃書,再趕回家湊女。師奶遞上卡片,卡片上「鍾婉儀」這名字,幾年前常在有關天水圍的新聞上出現。

13年前天水圍發生一宗家暴滅門慘案轟動全城,之後幾年那裏仍發生倫常慘劇。鍾婉儀與社福組織為受虐者爭取權益,花了幾年時間,終令政府關注該區家庭暴力問題,並增加託兒資源。成功爭取婦女權益,師奶表示很有成功感。

自幼在重男輕女的新界圍村成長,長大後積極為女性爭取權益,鍾婉儀卻嫁了個「大男人主義」的丈夫,對方認定湊女、做家務都是女人責任;女兒在街上吵鬧,路人認定這師奶無用,孩子也看管不好。她的生活飽受壓抑,決定回到「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兼職,團結區內婦女自救:師奶不是無用的人!

鍾婉儀90年代已住在天水圍,2006年嫁到沙田,與丈夫在那裏有個安樂窩,至今卻兩邊走,每天來天水圍做社區工作。(潘思穎攝)

鍾婉儀2007年夥拍一班街坊成立「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她是這組織的總幹事,在這兒兼職工作,薪水按工時計算,另一份兼職是無償的家庭主婦。

天水圍問題常被忽略:爭取到小小權益有成就感

「每朝6點半起身,煮早餐給兩個女食,再湊佢哋返學,之後多是自己時間,買吓餸,再嚟呢度返工,下晝5點一定要走,返去煮飯。」時間計得很準確,鍾婉儀自10多年前嫁給沙田老公後,一家四口在那兒安居樂業,但她這個在天水圍住了廿多年的老街坊,仍不忘老家,這些年來兩邊奔走。

2004年鍾婉儀還在婦女社福機構工作。那年天水圍天恒邨新來港的金淑英與她一對孖女,慘遭港人丈夫斬殺,施虐者其後自殺,與妻女共赴黃泉。滅門慘案後,導演許鞍華便拍成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

港人記得天水圍是悲情城市,只因倫常慘案總在那兒發生。「我當時和社工朋友都感覺到不妥,為何悲劇和絕望都在天水圍?政府發展新市鎮,送晒啲人來天水圍住,但社區配套什麼都沒有。」金淑英事件源於社工和當局沒有正視家暴問題。慘劇過後,一些婦女組織那幾年力爭婦女保障和社區配套,鍾婉儀亦參與其中。她說慘劇確令立法會、勞工及福利局和警方漸關注家暴問題,並討論家暴法刑事化,使施虐者有機會被定罪。「我哋令政府開始做啲嘢,做到這些政策倡議,很有成就感。」鍾婉儀雀躍地說。

組織會址附近有個社會園圃,是鍾婉儀與街坊創立,讓居民閒來到此打理花草。(潘思穎攝)

小小的社區中心是數個天水圍組織合租共用,稱為協作平台,服務街坊。(潘思穎攝)

親歷鄰里家暴  矢志為女性發聲

鍾婉儀在落馬洲村落長大,住的大多是農民。小女孩當年只見女人辛勞務農、務家務,男人好吃懶做,「他們賭輸馬、心情不好就打老婆,10個有6、7個都發生家庭暴力。這是我關注弱勢權益的切入點。」鄰里的家暴場景烙在她心裏,她開始思考社會種種不公義,包括性別歧視。大學唸社工系,有次讀到女性主義理論,她忽然開竅,對性別議題豁然大悟。

「讀通了西蒙波娃說的第二性、第一波女性運動等等,我開始明白一切都是父權關係。男人緊握權力束縛着女人,受壓迫的女人卻不敢聲言。」鍾婉儀成長在80、90年代的香港,她形容是一個封建傳統和新時代的交替的社會,女性身份和待遇漸改變。「我能接受9年免費教育、吸收知識,日後可以改變女性地位。」她立志日後要當政策倡議者,改善社會的兩性不平等,女人不應受歧視,應被同等看待。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9年提出和出版《第二性》(The Second Sex),被視女性主義的經典。

波娃認為男人為第一性,即是主導的、自由的、主體;女人為第二性,是被男人從屬的和支配的客體,一直都被認定要在待在家庭和廚房,負責料理家務和照顧孩子,才算克守婦道。

但波娃認為,女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變成了女人,是後天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一個身份;她們有意無意的接受男人所製造的「女人」形象。

第一波女性運動在 19 至 20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發生。當時婦女發起抗爭,追求權利與平等,包括投票權(women's suffrage)和公民權(civil rights)。

鍾婉儀創立的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少獲政府資助;她常撰寫計劃書,申請一些民間基金的資助。(潘思穎攝)

老公:乜屋企咁亂   師奶抓狂:是我沒做好「本份」?

可惜她的丈夫卻是「大男人」,連她母親也訕笑女兒:「『女性主義者嫁個大男人,真是個世紀大詛咒!哈哈』。」有次丈夫放工回來見到兩個女兒「拆屋」般令客廳凌亂,他說了句:「乜屋企咁亂!」,「我在廚房煮飯聽到,立即爆發:『你覺得你在出面返工賺錢,我在家裏好得閒,理應打理這頭家井井有條?如今我沒做好本份?」

鍾婉儀視這段婚姻是兩性相處的角力賽。「無論我上不上班,家務都應由兩夫妻分擔,不是聘請女傭便能解決。每次當佢(丈夫)覺得這是女人責任,我就逐單逐單同佢傾。」以前在前線為女性權益抗爭,鍾婉儀作風硬朗,婚後也為自己「權益」抱不平。「但有時覺得自己言行不一致,在家庭面前,還是做回那個傳統女人,什麼都自己扛。」她尷尬笑說。

鍾婉儀慨嘆天水圍物價比沙田更高,師奶都要為此精打細算。(潘思穎攝)

當年鍾婉儀有份與街坊爭取興建區內醫院和街市,如今醫院有了,街市卻被領展佔有,小市民負擔不起高物價。(潘思穎攝)

全職媽媽好痛苦:我也有自己的事想做

2008年她誕下大女兒不久,便辭去社福機構的全職工作,專心照顧家庭。兩年後幼女出生,每天工作日程依然是煮飯、換片、湊女、做家務。「其實當時想親子關係建立得好,與女兒有多啲attachment(依存);但我日復日的生活如此,每日面對着她們,覺得好厭惡。」小朋友對世界好奇,每日不停「媽媽!媽媽!」,對身邊事物指手劃腳,跳跳紮「無時停」,鍾婉儀管不住她們。「小朋友是這樣的,她們沒反應才要擔心。我也不是不愛她們,心裏面也疼愛她們的。」

與其他天水圍家庭一樣,鍾婉儀每次偕女兒外出到香港其他地方,都覺得車程特別漫長。「拖住兩個小朋友,要管好她們,不騷擾其他人,全程好難捱,車費又貴。所以許多家長也像我,常留在天水圍好了。」

一對小女兒跑進地鐵車廂便吱吱喳喳說話和玩鬧,同車乘客常責罵鍾婉儀:「你點教女架?」、「冇家教!」,她聽罷覺得很委屈:「他們抹殺了我一直以來盡過的力。」(潘思穎攝)

當上全職師奶五年,鍾婉儀自言心理有點不平衡,總覺得自己犧牲太多。「我每日只面對家庭,與女兒乖唔乖這件事搏鬥,身心疲憊。」她自覺可能快要患抑鬱症,於是回到「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兼職,在天水圍做做社區工作,才令生活平衡。她終於明白:「不放手,會累壞自己,老公也不會成長,子女亦只會依賴妳。」

近來她成為女性相展「她們的凝視」的主角之一,希望觀眾反思社會如何看待不同女性,包括被認為只懂教仔的家庭主婦。她又在自己的組織推出社區永續計劃,發現天水圍新移民婦女來港前都擅長種菜,她便鼓勵她們拾來廚餘在社區附近的小農地耕作,收成分享給街坊,「有些則曾是車衣女工,我就請她們車吓布製的衛生巾,改善區內生態和污染問題。這都讓主婦即使留在天水圍生活,都能發揮所長,不是社會無用的人。」

童年時鍾婉儀在落馬洲的圍村長大,原居民重男輕女,女人人微言輕,外婆當年常掛在嘴邊:「唉呀,以前做女人好慘,妳用心讀書,識多個字,就不用咁慘。」(潘思穎攝)

鍾婉儀有份建立的社區園圃,成為街坊的聚腳點,平日到此種花聚聚,有共同話題。(潘思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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