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不創造產業 哪來更高收入的工作?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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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旗幟鮮明地要保障打工仔權益的議員和政黨,不論是工聯會還是工黨,為什麼沒有在這些關乎打工仔切身和長遠利益的課題上,發出更大聲音和做更多事情?如果市民的靜坐和絕食能夠迫使政府改變國教的政策,為什麼政黨不能發動更大的社會行動,迫使政府完善全民退休保障或爭取標準工時,讓香港勞工階層的權益真正得到保障?

有些人認為,坐辦公室工作的白領高人一等,不是勞工。就算沒有勞工保障,生活也只會越來越好。(資料圖片)

對香港的打工仔來說,五一勞動節的最大意義,也許是給他們多一天假期,讓他們可以與家人相聚,或者睡到日上三竿,暫做個不用為工作奔波和費神的「閒人」。今年的勞動節假期是星期一,上班族有三天的周末長假,更如雨降甘露。長期以來,勞工權益在香港社會不受重視,有些人甚至認為,坐辦公室工作的白領高人一等,不是勞工。就算沒有勞工保障,生活也只會越來越好。打工仔視勞工權益為他們的切身利益和重要保障,社會視之為必須認真看待、與香港深層次矛盾有關的關鍵議題,還是近十幾年的事情。

全民就業不等於生活改善

香港的勞動人口有390萬,失業率長期處於百分之三的水平,近乎全民就業。問題是雖然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找到工作,但這些工作能夠滿足他們的人生追求,是他們的幸福所在嗎?他們的生活又得到多大改善?

這可以從一些數字說起。過去十年,本地居民的每月人均收入由1996年的10,000元,上升到2015年的27,000元,增幅是170%。同期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卻只是由1996年的10,000元上升到2015年的15,000元,增幅只有50%。由1996年到2007年足足11年,就業收入中位數更停留在10,000元左右的水平,幾乎沒有變動。工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以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的情況最為嚴重。去年一個香港傳媒廣泛引用、由新青年論壇與新世紀論壇進行的研究發現,本地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中位數是11,000元,較20年前的13,000元月薪還要低2千元。

自2011年5月1日開始,每月就業收入最少的勞動階層受最低工資保障。但現行的最低工資只是每小時32.5元,又如何足以保障工人能夠以勞力換取合理的生活水平?美國的入息稅較香港高,但整體的生活費用 遠低於香港。今年1月,美國有14個實施有關法例的州份將最低工資上調至8至10美元,加州的目標更是將工資提高到15美元,而上調前由聯邦政府制定的基本工資是7.25美元,約56港元。

誰偷走了我的筍工?

香港人的工資長期處於低水平,跟香港產業空洞化大有關係。香港經濟過度倚賴金融服務和房地產買賣,而忽略了工業生產、產品研發和產業發展。香港是全世界樓價和舖租最昂貴的城市,在這裏做生意,往往要支付龐大的營運費用和經常性開支。租金愈高,愈打擊僱主增加員工薪酬的意欲和能力,致使在某些行業出現工資被租金「霸佔」的情況。

《香港01》在這裏不是要重彈批判地產霸權的舊調。香港的地產商確實唯利是圖,但這不過是商人本色。再說,如果零售業工人工資過低,而市場上又有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市民自會轉工。零售業要請人,就要付更高工資。如果租金居高不下,企業只有關門。在市場這樣運作下,租金最終會下跌。倘若消費依然旺盛,零售企業還是會重新開店,用更高工資請人,供需關係就得到調整。所以,問題是香港沒有更高收入的工!

香港的打工仔若要問「誰偷走了我的筍工?」,答案是既沒有遠見、也不敢撼動財團既得利益的特區政府。歷史早已證明,政府推動產業發展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能單靠自由經濟主導。當然,對特區政府監管不力、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政黨和議員也難辭其咎。

IT產業只是空談

特區政府沒有為香港制定長遠的產業政策,但這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它沒有盡力創造一個釋放香港人的澎湃創意,以及有利於產業發展的環境。資訊科技 (IT) 是高增值產業,這已是常識。政府成立了創新科技局,其中資訊產業應該是重中之重,但香港政府真正了解這個產業的需要嗎?

要發展IT產業,先要提升市民理解與使用IT的能力。所謂「IT literacy」,這必須從教育做起,但創新科技局在這方面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政府對電子教學基礎建設的投資非常有限,甚至根本缺乏政策。到今日,很多中小學生上課仍然要到電腦室,學校沒有足夠的上網設施,一學生一電腦仍然只是空談和遙不可及的目標。學生每天依然背負沉重的書包上學,每年又要大費周章買書。這是出版商對生產電子教材和教科書裹足不前,電子教學無法在香港普及的重要原因。

香港嚴重缺乏IT人才,並非無因。政府高官喜歡說智慧城市,但每個說法都不一樣,社會就更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就連大學也毫無頭緒,更不要說有什麼對應的計劃,如何智慧,就好像說兩句就可以了。全球很多先進城市都視寬頻、互聯網和WiFi為基礎建設和公共設施。芬蘭更早於2008年立法,將使用寬頻和互聯網定為公民權利。但在抱殘守缺的特區政府眼中,這些東西仍然只是商人的生財工具,屬於自由市場範疇。大都會紐約計劃數年內鋪設免費高速WiFi網絡,首爾更揚言在明年為全市提供免費高速WiFi。但在香港,全城免費WiFi連議題也不是。

特區政府嚴格限制免費電視牌照的發放,這明顯是基於政治考慮,肯定無助創意工業的發展。(資料圖片)

電視發牌政策無助創意工業

再舉一例。特區政府嚴格限制免費電視牌照的發放,這明顯是基於政治考慮,肯定無助創意工業的發展。事實上,電影產業已經與香港漸行漸遠,大陸主導的電影強攻市場,本土電視劇的創意也大不如前,人們只看韓劇,這些本來香港人引以為榮的強勢產業,正在苟延殘喘。大氣電波是公共資源,應該全面開放給只要合資格的公眾使用,只在必要的時候和方面作監管。唯有在這樣百花齊放的環境下,才可以迸出創意。

政府要維持現狀,不敢打破大財團的壟斷和挑戰它們的利益,當然是無能和缺乏承擔,是絕不能苟同的。但真正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卻是旗幟鮮明地要保障打工仔權益的議員和政黨,不論是工聯會還是工黨,為什麼沒有在這些關乎打工仔切身和長遠利益的課題上,發出更大聲音和做更多事情?如果市民的靜坐和絕食能夠迫使政府改變國教的政策,為什麼政黨不能發動更大的社會行動,迫使政府完善全民退休保障或爭取標準工時,讓香港勞工階層的權益真正得到保障?

這也許是因為他們陷進當下和眼前的抗爭之中,對問題的看法缺乏了綜觀全局的能力。即不只看到表象和症狀,更要看到表象背後的本質和症狀顯示的疾病。長期為勞工界爭取權益的議員和政黨自有他們不可抹煞的貢獻,最低工資成為法例他們就功不可沒。可是,對香港整體的打工仔來說,最重要的也許不是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這些在職保障;而是更基本和更關鍵的,是否有足夠讓他們不僅可以餬口,更可以一展所長的就業機會和就業選擇。

強大的產業和雄厚的工業實力,是美國和德國屹立不搖、中國和南韓迅速冒起,以至日本仍然可以在世界經濟體系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說到底,所謂勞工權益,其實也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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