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議會抗爭無前途 葬送香港代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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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投票結果上周初公布,在反修例騷亂和《港區國安法》迅速立法的背景下,「抗爭求變」心態一如所料主導了選情,堅持勇武,而實際上主張自決、港獨的抗爭派代表得票率高於傳統泛民參選人。疫情反彈之下,仍有約61萬人投票,讓原先預期只有17萬人的主辦者感到亢奮,問題是這種亢奮並不健康,初選就是同一群人中選出自己希望見到的參選人,結果只能反映香港政治的對立性和分裂狀況。從理性和現實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操作不可能符合香港長遠利益,更無法達到抗爭派希望做到的「光復」和「革命」。

民主派去年底在投票人數創紀錄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令其對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底氣充足,既然如此,為什麼初選主辦者之前預期投票人數如此低?原因很簡單,《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抗爭代價變大,僥倖心理驟降,參與暴力示威人數大減,連泛民議員都「識趣」地減少了抗爭姿態;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許多市民希望社會盡快恢復平靜,預期投票人數相應減少也就不足為奇。可是,為什麼投票人數最終又比預期中增加這麼多?普遍判斷認為《港區國安法》激發許多年輕人的不滿,加上政府指摘初選違反《國安法》,讓年輕人不服,既然「唔敢」上街「抗爭」,轉而用風險不大的投票延續「抗爭」精神。

當然,沒有人知道真正原因所在,但綜合各種分析,抗爭成本的計算始終是主要考量。然而,讓抗爭派獲得「35+」,通過「癱瘓」議會繼續抗爭,就真的沒有成本嗎?

初選是否違法的討論重點不在於投票行為,而是抗爭派把它與民主派在獲得立法會大多數議席之後「癱瘓」政府捆綁,這才是初選有可能違法之所在。投票否決議案是立法會的權利, 但隨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否決權作政治武器「阻礙」政府運作,就可能觸犯《國安法》。2015年立法會否決政制改革議案,沒有人認為它是違法的,但如今抗爭派表明要藉否決《財政預算案》來脅持政府,實現「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就是另一回事。

16名勝出民主派初選的候選人,日前舉行記者會,表示他們組成的抗爭派已在初選中成為主流。(李澤彤攝)

與癱瘓政府捆綁 抗爭派作繭自縛

在西方選舉中,競逐議會大多數席位是想獲得制訂或影響政策的權力,而不是為了「癱瘓」政府,如果有政黨這樣做,恐怕無法獲得選民支持。那麼,為什麼香港的抗爭派會如此要求?簡單而言,街頭抗爭無以為繼,他們參選並宣稱要進行議會抗爭,美其名是延續,實際上是一種尋找下台階的手段。明眼人都知道,議會抗爭同樣只是泥漿戰,最後的結果與街頭抗爭一樣,只有破壞,解決不了問題,而「抗爭者」只會賭上自己所剩無幾的政治話語權與毁掉自己的參政前程。

非常不幸,協調初選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竟然形容這次初選是香港人再次創造奇蹟。更令人不齒的是,初選過後搞手一一高調退出,明言「不會冒法律風險」,戴耀廷也說自己要專注於學術研究。如果他們認為泛民初選及參選者提出的政綱並不違法,為什麼要急於切割?相反,如果他們認為初選有法律風險,是否應該將風險告訴參選人和市民,包括告訴他們「癱瘓」議會的法律風險何在,而在選舉中提出類似建議亦可能會被檢控。

戴耀廷的行為清楚說明他沒有站在缺乏從政經驗的年輕人角度思考,漠視他們易在情緒驅動下衝動行事,罔顧風險。他也許依然沉迷於發動「佔中」後的政治喝彩聲中,完全投入「政治啟蒙」的自我設定,無視所謂「抗爭」早已荒腔走板,而一大批被引導走上歧途的年輕人正承受着沉重代價。論政參政不是寫論文,不能脫離現實,更不能訴諸煽動對抗的政棍行徑。這幾年在政治蠱惑下遭誤導犧牲的年輕人還不夠多嗎?難道囚於牢獄的梁天琦是自作自受,自我逃亡的黃台仰是「出國遊歷」?

香港民調今日(17日)發表初選報告,報告顯示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者只會考慮投票給出線的候選人。而不會參考初選結果的,有百分之八的人。廖雁雄攝

盲目沉溺於對抗 換來更強反制力

更重要的是,政治現實下「癱瘓」議會的操作根本不可能成功。港府和中央早就對議會「攬炒」表明底線,認定這樣做違背「一國兩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港澳辦和中聯辦在初選後分別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譴責初選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輿論普遍認為當局會在9月正式投票前DQ抗爭派參選人,情況就像去年區議會選舉拒絕讓主張自決、港獨的政客入閘一樣。

內地官媒曾以「蚍蜉撼樹不自量力」批駁以為可藉着「攬炒」迫使中央退讓的抗爭構想。抗爭派是否要孤注一擲,來一場毫無勝算的政治博弈?毫不客氣地說,抗爭派根本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反修例騷亂充分證明盲目的政治對抗無助社會達成共識,反而製造更多混亂,結果就是中央強力干預,包括通過實施《港區國安法》來恢復社會秩序。

可以想像,若繼反修例騷亂之後,議會也出現「攬炒」,勢必招致中央再次出手。抗爭派受對抗心態支配,這預示他們在議會內不會專心議政,後果必然是被嚴肅處理。即使他們議席過半,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但若以為這就足以「癱瘓」政府,實屬妙想天開。中央藉《港區國安法》已可改寫政治形勢,試問抗爭派還有什麼能力測試中央底線?真要逼得中央通過解釋《基本法》填補某些法例漏洞,甚至直接修改《基本法》,最終代價難道不是要抗爭派自己承擔?事實上,中央理順依法治國的權力後,釋法修法的門檻都已不會太高。

現在回想,抗爭派得以在社會成為一股勢力,除了因港府和建制派無作為,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一部份人默許、縱容的結果。還記得在反修例騷亂中,許多「和理非」市民拒絕與暴力割席,變相為激進示威者壯膽,令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衝突中。如今,抗爭由街頭轉入議會,市民再度面臨選擇:究竟香港需要一批沉溺於政治對抗而無法自拔的抗爭派,抑或需要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尋找空間、願意理性論政、必要時作出妥協的議員?明知議會「攬炒」只是蚍蜉撼樹,我們為什麼不選擇一條務實可行的路?如果以為自己沒有任何損失,可以玩一把,那就大錯特錯。

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爆發激烈示威衝突。(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民主派抉擇時刻 回歸理性尋出路

以勇武、自決、港獨為主軸的抗爭派得以抬頭,也是傳統泛民無能所致。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傳統泛民在近年激進思潮冒起後進退失據,看不清政治形勢,以為香港必須通過暴力才能改變,但自己又不敢走上前線,只能為暴力辯護,淪落為抗爭派的啦啦隊。可惜的是,泛民至今仍未覺醒,欠缺勇氣向以抗爭派為代表的冒險主義者說不。民主派初選中一大焦點人物為民主黨的黃碧雲,她因被指去年7月1日與破壞立法會的勇武派切割而遭抗爭派狙擊,其中誰是誰非一目了然,但她非但未能據理力爭,在初選落敗後,居然以「民主派沒有分裂的條件」為由退出正式選舉,甚至寄望「新世代能回應時代的怒吼」。看來她認為勇武、自決、港獨已成為民主派的主流,如此隨波逐流,落敗可謂咎由自取。

我們從不諱言,當前的激進抗爭絕不該成為民主派的鬥爭方式,更不會是香港的出路,在中央堅持「一國」的底線面前,鼓吹勇武、自決、港獨的極端思想只有死路一條。傳統泛民必須選擇:究竟是要迎合民粹、犧牲民主,為虛幻的「抗爭路線」加持,抑或重回理性溝通。香港正處於需要深思熟慮思考前路的關鍵時刻,對民主派而言,這亦是其能否繼續發展的重大考驗。

當然,真正要做選擇的從來都是香港人。以前的民主派代表香港的大多數,他們的訴求從來是建立在理性辯論、溝通妥協之上。一旦以勇武、自決、港獨為主軸的抗爭派成為主流,香港將會被政治暴力所劫持。反修例騷亂以來,「攬炒」成為一句宣洩不滿的口號,很少示威者能夠像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那樣,認清「攬炒」的虛幻性,可惜他的覺醒為時已晚。《香港01》多次指出,無論街頭「攬炒」抑或議會「攬炒」,傷不到內地分毫之餘,反而招致中央強力反擊,最終只會是「自炒」,葬送香港的根本利益。人總會有負面情緒,宣洩一下未嘗不可,但如果發酵至干擾政府和立法會運作,直接挑戰「一國」底線,那不僅要付出政治代價,更要面對法律懲處。

最近香港疫情反彈,許多人赫然意識到原來平穩局面可以在剎那間失去,這個道理何嘗不能應用在政治上?香港人經歷了持續半年的反修例騷亂,不無諷刺地在疫情衝擊下意識到生活還是要繼續,好不容易獲得一刻喘息空間。我們究竟要鞏固它、專注於徹底的改革,還是要「重啟抗爭」、坐視不理性的議會亂局再現?孤注一擲的人或許會選擇支持抗爭派,願意「置諸死地而後生」,但如果事實上只有「死地」而沒有「後生」,這又是否大家所希望參與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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