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稚子何辜 社會何罪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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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女童被虐致死一案,生父和繼母上周被判謀殺罪名成立,繼外婆虐兒罪成,將於本周二(4月20日)宣布刑期。這宗轟動社會的虐兒案被參與調查的警員稱為「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不少人因被告曾將女童拋上天花板而憤慨。但在一時憤慨的情緒背後,這宗家庭倫常慘劇更說明了香港的兒童保護機制失效,社會百病叢生,而政府官員卻仍然懶政卸責。

女童生前的幼稚園老師在作供時表示,曾發現她不斷索取食物,手肘紅腫,大腿和臀部有傷痕。然而,校方只嚴正警告繼母不可體罰兒童,並未及時上報政府任何部門。女童兄長的小學班主任也曾發現他身上有傷痕,在庭上卻表示憑直覺認為男童說謊。小學雖然曾與社會福利署聯絡,以為已「轉介」至社署,但社署當校方只是「查詢」,最終因處理程序指引上的混亂,未有及時介入。

兄妹二人的老師作為與受虐兒童直接接觸的專業人士,並察覺到他們身體和情緒上的異樣,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沒有從嚴舉報,其對事態的判斷及上報決定,都讓人質疑不夠專業。而香港並無強制舉報疑似虐兒個案的規定,是否選擇上報視乎個別人士的判斷和選擇,這種制度上的漏洞顯然比個別人士的失誤潛藏更大危機。

受虐女童生前的畫作。(資料圖片)

事實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早在2013年已提議香港政府設立強制舉報機制,以提高專業人士對懷疑虐兒個案的敏感度,及早識別和介入虐兒個案。然而,在女童被虐致死案的三年之後,舉報措施仍只在研究階段。教育局雖然已更新指引,指校方可在問准家長前先尋求警方等協助,但始終沒有強制責任。曾探望受虐女童兄長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聲稱事件令人心酸,但對於立法會議員問及學校強制舉報機制,他卻表示倘要求學校承擔法律責任,或對教師不公平。這樣的「心酸」,無疑過於廉價。

至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亦只在網誌花大量篇幅推說成立兒童中央資料搜集系統不易,全然忘了正是政府的不作為才致慘劇有機會發生。若官員早在2013年採納聯合國的建議,成立兒童數據庫,或許便能及早發現五歲女童所在家庭的風險,由相關部門關注與跟進,從源頭上阻止虐兒案發生。羅致光等司局長真應問問自己何以為官,究竟是為了高薪厚祿,還是為了貢獻一己之力建設更好的香港?

官員或許覺得慘劇是個別例子,是單一家庭的問題。市民或許認為這是別人的家事,老師、左鄰右里以至社會很難介入。但我們若然選擇「各家自掃門前雪」,某程度上就是任由慘劇發生,讓虐兒案件影響孩童一生,甚至賠上無價的生命。一個健康的社會斷不能明哲保身,只求自己過得好,卻眼巴巴看着別人消耗生命,付上沉重代價。真正的「不割席」,理應是以整體、共同的社會福祉為念。

此次的虐兒事件只是因為情節嚴重、程度罕見而份外引起關注,但在社會焦點以外的家庭呢?(資料圖片)

管治不善 兒童成病態社會犧牲品

事實上,此次的虐兒事件只是因為情節嚴重、程度罕見而份外引起關注,但在社會焦點以外的家庭呢?虐兒現象在香港日趨嚴重,2005至2020年間,香港新呈報的虐兒個案共增加了23%,達逾1.4萬宗。只要稍稍翻查虐兒個案的資料,就會發現七成施虐者為孩童的家庭成員,而這些家庭與經濟困難、婚姻問題或「新來港」等特徵高度重合。同時,除了身體虐待佔施虐個案約一半之外,疏忽照顧引起的虐童在這十五年間增長近五倍。

我們應該看到,五歲女童被虐致死一案並不是個別例子,虐兒也非個別家庭的事情。不少原生家庭成員無法承受社會環境和經濟壓力,加上缺乏正確的管教和自我情緒管理,因而把來自社會的壓力以錯誤的方式發洩在兒童身上;也有眾多原生家庭成員迫於生計而疲於奔命,導致因「疏忽照顧」引起的虐兒個案大幅上升。在香港日益嚴重的虐兒問題背後,並不僅僅是家庭和教育的問題,更是政府管治不善下的社會民生問題。在政府因循守舊、不敢大刀闊斧進行社會改革的背景下,日益加重的社會壓力終轉嫁到兒童身上,虐兒個案自然有所增長。

這當然不是為虐兒行為找藉口。無論出於何種理由,虐兒都是無法接受的。但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虐兒問題只是其中一環。要解決虐兒問題,就必須解決家庭問題。試想,目前香港在職人士中,每四人就有一人出現抑鬱症狀,職場爸媽面對自身情緒問題已應接不暇,又如何要求他們為孩童營造健康環境?當香港人的壓力指數排全球前五、九成二的香港人都面臨高壓力時,又如何要求被生活壓得無法喘息的成年人保持一顆平常心,保證給孩子一個安穩快樂的童年?

我們的社會早已經病了,一些人卻仍然抱殘守缺地述說香港的風光、上世紀的經濟神話、躋身亞洲四小龍的一時無兩,看不見近年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的階級固化早已成為大部份市民無法負荷的重擔。他們的論調早已不能激勵市民奮發圖強,而是令市民或憤怒、或絕望,社會難以長遠穩健發展。

令人喘不過氣的生活,躁動不安的社會,早已藉着市民對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不滿而觸發多場社會衝突。在被撬開的地磚、被拆卸的路燈背後,我們看不見的怨氣和衝突還有多少?政府如果僅僅把這些事情解讀為治安問題,只知道要街頭重回表面的平靜,而看不到背後市民所怒、所憤、所不甘之為何,那香港的病肯定無法醫治,遑論痊癒。若然更多家庭被生活迫得透不過氣來,更多教師及社工被工作淹沒,更多兒童成為出氣袋而不獲拯救,為官者不但是尸位素餐,甚至連基本的道德也會受到社會質疑。

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虐兒問題只是其中一環。要解決虐兒問題,就必須解決家庭問題。(資料圖片)

因循守舊 如何帶領香港迎接變革

從政者本來就應該是為人民享有美好生活而努力。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11月民主派議員總辭時曾經表示,對於議案能夠快速通過感到「更興奮」,卻絲毫沒有反省政府其實更應該為因其怠政而出現的社會問題負上責任。虐兒問題的出現及舉報機制欠完善,並非因為政黨阻礙官員施政,而是在行政主導之下,一眾官員仍然抱着「少做少錯」心態而不作為所致。

另一邊廂,為什麼香港有那麼多政客耗盡精力在街頭抗爭,高舉民主旗幟,而不去想辦法切實改善市民的生活?他們從政的初衷到底是什麼?中央出手改動香港選舉制度,民主黨和公民黨還在糾結於是否繼續參政,楊岳橋、譚文豪、郭家麒等前議員兼前公民黨成員更在早前發出聯署信,聲稱「公民黨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重申解散公民黨的建議。香港人的生活未見改善,經濟及社會問題未曾解決,從政者不去想想自己的責任,這時候的盤算竟然是一走了之?民主黨資深成員李華明近日撰文指出,「在立法會內做少數派亦有生存之道,一樣可以用尖銳的言辭質問特首及局長,一樣可以為大眾發聲,在地區一樣可以為市民解決問題。只要有市民支持,少數派的作用仍存在的。」這能否成為叫醒民主派的當頭棒喝?

特首、官員、政客以至社會每一個人都應該撫心自問,對於每一個受盡生活壓迫的生命,我們有什麼責任?是否要繼續在無益於事的問題上爭拗,任由更多人受盡折磨?我們看得見女童命案中父母施虐的雙手,更要看到那些因官員懶政被關上的制度逃生門;看得到香港出現了愈來愈多的暴戾、疏忽的父母,更要看到官員的怠政是如何將苦苦求生的基層父母推上了崩潰邊緣。

當下,社會動盪因為《港區國安法》的落實而緩和,立法會內的阻力亦大幅減少,林鄭政府會選擇把握變革時機,重新構建穩健、平衡發展的社會架構,還是繼續漠視社會問題與危機,以香港的下一代為代價,拿香港的未來當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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