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一國兩制」下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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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6月4日)是「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警方以防疫為由向支聯會原定舉辦的燭光集會發出了反對通知書,並引用《公安條例》封鎖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籃球場及中央草坪一帶,使得該處多年來首度在「六四」當日沒有看見燭光點燃。除此之外,警方亦於全港各處佈下防線嚴陣以待,不僅午後開始在各條隧道的入口設置路障搜查車輛,還於其他地區加強巡邏,截查附近的街站和市民。儘管支聯會事前已經公開表明不會到維園舉辦集會,但當晚仍然有一些前去進行紀念活動的市民跟警方發生零星衝突,出現了少數的叫囂、堵路場面。

不論有沒有悼念集會,「六四」對香港人來說都是特別而沉重的日子,1989年的「六四」事件這一頁歷史沒有完全成為過去。而且「八九民運」爆發之際,正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工作的衝刺階段,當時北京的主要決策者又正是首倡「一國兩制」概念的鄧小平,「六四」事件自然不只影響着香港人如何看中國政府,也包括如何看香港回歸中國管治,曾經出現的移民潮便反映了箇中情緒。在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一些人更將悼念「六四」跟現下中共政權以至香港局勢掛鈎,甚至因為「六四」當晚未能夠在維園集會而抱怨香港的「一制」不再。

市民在圍封了的維園範圍外,展示32年前大公報的複印本,顯示當年該報如何報導六四事件。(梁鵬威攝)

香港社會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薰陶,內地則以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領導掛帥,兩種制度彼此之間本來有不少矛盾和衝突。但中國主權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擇根據「一國兩制」模式來運作,正好提供容許兩者相互調和的空間,因此「六四」在香港從來不是禁忌,維園燭光集會多年來能合法舉行。惟從近年香港的政治及社會事件可見,「一國兩制」逐漸變得過度突顯「兩制」區隔,對「一國」愈來愈漠視。一些本土派組織早幾年甚至譏笑「六四」集會「行禮如儀」,參加者是「大中華膠」云云,企圖製造兩種身份的對立。

當然,也有不少香港人仍然心繫國家。成立於1989年5月的支聯會,初衷一如其名旨在組織香港市民支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愛國」民主運動。其在「六四」事件後提出了包括「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兩項要求在內的五大綱領,後來隨着內地、香港兩地變遷及世代交替,支聯會調整了一些針對個別具體中共政策的短期目標,並且相繼加入「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支持維權」與「毋忘六四,繼承英烈志」等新口號,保持着對內地發展的關注和關懷。

上周五(6月4日)是「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警方以防疫為由向支聯會原定舉辦的燭光集會發出了反對通知書,並引用《公安條例》封鎖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籃球場及中央草坪一帶,使得該處多年來首度在「六四」當日沒有看見燭光點燃。(資料圖片)

內地不斷變化發展 認知需要持續更新

不過,內地國情並非只有這些面向,而且各方面的發展也在不斷變化,需要我們持續地更新認知。「八九民運」距今三十二個寒暑,香港與內地的政治氣候、社會環境亦有很大轉變。香港主權回歸、推行「一國兩制」自不必說,國家各方面的成就亦有目共睹,譬如中國在1989年各國本地生產總值(GDP)排名裏不入十大,來到2010年以後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再如國際透明組織從1995年開始編訂「清廉印象指數」,中國起初只有極低的21.6分,去年增至接近兩倍的42分,雖然整體上依舊處於中下游水平,但確實有明顯進步。

香港人若然停留在以往對內地的認知,而且先入為主地用香港的「一制」審視中國,自然容易產生刻板印象,甚至是政治偏見。以近日引起不少爭議、支聯會五大綱領之一的「結束一黨專政」為例,早在201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後,時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便據此指「結束一黨專政」是「偽命題」,支聯會於同年「六四」悼念集會的大會宣言裏則針鋒相對地質問:「『結束一黨專政』說的是什麼?不就是要求政黨輪替。」後者的言論折射出一種對於競爭式政黨政治先入為主的傾向,殊不知內地重視的卻是治理水平多於政治競爭。近年歐美國家的政治選舉亂象、內地應對新冠疫情的成效,本應令人反思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但若然偏見已成,更新認知便無從說起。

另一個香港與內地的認知存在顯著落差的題目是「法治」。這個詞彙我們不只可以在當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標語、後續香港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中看到,更可以在中共多年來的官方文件看到。然而,各方就着這個共同訴求一直沒法達成共識,甚至互相指摘對方所作所為破壞「法治」。究其原因,恐怕源於香港人接受的是英美普通法傳統,容易基於門戶之見及意識形態分野排斥受到大陸法系影響的社會主義法系,往往難以正面看待別套體系下的「法治」標準。

早在201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後,時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便據此指「結束一黨專政」是「偽命題」。(資料圖片)

毋庸諱言,中共執政的一些強硬成份固然保留了下來,但單憑這點窺豹一斑,無助我們全面認識內地國情及中共政權。昔日歷史不能用作自己拒絕認同新事物的藉口,就好像北京學生在「八九民運」期間提出「反貪腐」、「反官僚主義」的訴求,如今中國政府不也正在堅持這些主張嗎?當年國家經濟落後的面貌,經過改革開放發展以後更已徹底改變。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不能只知香港這「一制」,而不與時並進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的積極變化。

悼念「六四」初心不變 良性互動才能走遠

當然,這絕對不是說要將「六四」事件拋諸腦後,三十二年前那場運動的本質依然值得我們正視,遇難及受害者家屬的心靈仍然有待慰藉。中國政府當年對「六四」事件的不當處理,官方對「八九民運」的評價,也應該重新檢視。但「六四」事件不應該成為阻礙香港與內地良性互動的絆腳石,更不應該成為抗拒國家的政治操作。

事實上,官方對於「六四」以前的歷史,諸如「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均已承認錯誤,提出公允定論,香港人普遍沒有存在很多芥蒂。坊間指中共不可能承認錯誤的說法,可謂不攻自破。以後「六四」傷痕若能撫平,將有助增加央港之間的信任,凝聚兩地的知識份子和社會人心。但假若在此之前放任對中央的不滿滋長醞釀,或者直接對此視若無睹,這種自欺欺人的鴕鳥心態對確保香港長期繁榮沒有什麼益處。

以後「六四」傷痕若能撫平,將有助增加央港之間的信任,凝聚兩地的知識份子和社會人心。(資料圖片)

今年香港「六四」事件悼念活動因疫情而受限,亦可能因政治氣氛而變得敏感,無疑非一些人所樂見。但真正的問題是在疫情過後,「六四」悼念活動如何走下去?香港人如何面對及認識中國?未來的組織者及參與者應當認真反思活動如何重拾初衷,不被本土派和激進聲音牽着走。另一方面,政府和建制派亦要以平常心看待這些活動,因為它們多年來已經構成了這座城市歷史記憶的一部份,並且是「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支聯會不但名曰「愛國」,其骨幹成員多年來亦有發起或參與各種保護釣魚島主權、悼念南京大屠殺的活動。只要是在沒有違反本地法律的基礎上,香港社會出於關心國家事務發出的聲音應該獲得存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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