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香港做好一國兩制 就是貢獻中國夢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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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三(6月16日)在中聯辦與紫荊文化集團舉辦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辭時表示,香港應該為中國夢作出貢獻;再前幾天,林鄭於6月12日出席四個中央駐港機構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時,也表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香港應有的貢獻」。

香港既為中國的一部份,與國家同心追夢是自然不過的事。早在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談到港澳台工作時就提出「維護長期繁榮穩定,同心共圓中國夢」;2019年,時任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也談到「香港同國家的發展從來都是緊密相聯……希望大家把個人夢想融入香港夢、中國夢。」

然而,是否特首多說兩遍「為中國夢作貢獻」,便能產生效果呢?一方面,香港社會自身問題連連,可謂泥菩薩過河;另一方面,近兩年特區政府處理政治爭議不善,內地與香港社會的對立情緒再次升溫。香港對國家似乎是包袱多於貢獻。

是否特首多說兩遍「為中國夢作貢獻」,便能產生效果呢?(資料圖片/美聯社)

實際上,在林鄭言之鑿鑿要為中國夢作貢獻之際,現實中的香港卻要依靠內地來解決諸多積弊已久的民生問題。這一方面反映政府對落實中央政策僅流於表面,只知道配合喊喊口號,卻從未正視各類問題背後的癥結;另一方面,這也顯示出政府在政治與民生問題上施力不均。林鄭日前義正辭嚴地聲稱要杜絕在國安問題上的「隻眼開、隻眼閉」,但在土地、房屋、院舍、醫療等民生問題上,官員又裝聾作啞了多久?政府施政理念如果不加以糾正,不但讓香港對中國夢變得有心無力,更可能成為中國夢的負累。

就以防疫工作為例,香港政府無論在推行健康碼或全面檢測等問題上,反應速度與力度都落後於內地和澳門,以至於香港成了三地防疫的缺口,增加了內地防範輸入的壓力。

又比如香港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讓政府面臨巨大的養老壓力。過去十年,政府先是推行「廣東計劃」,讓香港老人可在廣東申領香港的養老福利津貼,以鼓勵香港長者在內地養老。嘗到甜頭後,政府又推行「福建計劃」,在本月初的立法會質詢中,林鄭月娥甚至直言傾向讓長者在內地養老,以消解香港銀髮浪潮的壓力。將香港的養老問題推向內地不僅不負責任,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倘若政府不解決香港醫療與院舍不足的問題,從根本上改革醫療與院舍制度,那麼,內地需要幫助香港接收多少老人才夠呢?

再如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年輕人就業發展空間不足,香港政府沒有從根本上改革產業結構,反而只是治標不治本地鼓勵青年北上發展,即便能夠解決一時的就業問題,也不能消除香港經濟結構的隱患。

特區政府若能踏踏實實地解決香港各項積弊已久的社會民生問題,讓一城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不用依靠內地解決問題,或已是為中國夢作貢獻。

倘若政府不解決香港醫療與院舍不足的問題,從根本上改革醫療與院舍制度,那麼,內地需要幫助香港接收多少老人才夠呢?(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從同氣連枝到漸行漸遠

近兩年在香港談中國夢,可能對一些人來說會不討好。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的身份認同感調查顯示,香港市民「中國人」身份認同指數創1997年以來新低。然而,曾幾何時,香港人從不拒絕中國夢,甚至主動擁抱、參與、創造中國夢。

1975年,香港專上學生會提出的「放(放眼世界)、認(認識祖國)、關(關心社會)、爭(爭取權益)」口號,即是由關懷香港社會出發,再到關懷整體中國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還提出「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中大學生報》指出「要去了解中國,而不是與之割裂」,這些都顯示出那個年代的香港青年主動擁抱,甚至期望創造中國夢的熱情。

即便到了八十年代,香港人在面臨回歸談判、前路未定的迷茫時,也一邊積極尋求自身民主和出路,一邊堅持支援中國的民主化。這又以對「六四」學運的支持最為典型,顯示出彼時香港人認為香港與中國的民主一體兩面,可以同尋一夢。

及至回歸之後,即使經歷了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風波,香港人也未曾與中國夢切割。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香港民間籌款捐贈達130億元,同時,多項調查研究亦用數據證明香港人的中國認同感在回歸前十數年並未降低,更在北京奧運舉辦的2008年達到巔峰。

是什麼造成了陸港從同氣連枝到如今的漸行漸遠?為什麼這一代的青年對國家甚為抗拒?早前中大亞太研究所一項調查顯示,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印象,與對落實「一國兩制」的信心有密切關係。

香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在政治及經濟制度上都與內地有別,「一國兩制」的本意就是讓我們在同一個國家認同的大前提底下,給予兩地一個差異並存的空間。通過這個空間,一方面給香港人和關注香港前路的投資者一顆定心丸,讓他們相信香港能夠繼續發揮部份現有體制的優勢,馬照跑、舞照跳;另一方面則是期望彼此能夠借助這些差異,優勢互補,在此基礎上各按情況發揮。

然而,在香港社會爆發大衝突之前,港府鮮有認真思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應該如何發揮「兩制」的優勢,而是官僚地得過且過。既然制度允許差異存在,那麼能維持原狀便維持原狀,少做少錯。在回歸後一段長時間,「一國兩制」成為了區隔的代名詞。以消極的形式看待兩地關係,在「一國兩制」空間內因循守舊,必出問題。縱或有點事後孔明,但不同制度的矛盾碰撞愈來愈激烈,可以說是必然的事。

2019年反修例運動引發激烈社會衝突之後,香港政府非常強調「一國」。近兩年,尤其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港府十分依賴用法律強調「一國」的趨同。應對當下香港社會對國家的離心,強調「一國」有其道理,但更根本而言,「一國」並不只是法律問題,而是對國家的身份認同,讓香港人有國家的觀念。要做到這一點,必然考驗特首和官員的智慧。

再者,在高舉「一國」的同時,特區政府仍然要注重「兩制」的差異。香港人非常關心的問題包括:多年來沒有實際顛覆國家行為的支聯會能否繼續存在?市民悼念六四的集會在疫情之後可否繼續下去?又如上周二(6月15日)生效的《電影檢查條例》新指引,過去在「兩制」的空間下,香港電影擁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如今新指引在堵塞可能破壞「一國」前提的漏洞時,會否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限制了一些不危害國家安全、但只是較為敏感的題材或內容的創作?「一國兩制」就是關乎如何拿捏平衡,從來沒有一部天書可以說明一切,而是在考驗香港政治領袖的能力。

「一國兩制」就是關乎如何拿捏平衡,從來沒有一部天書可以說明一切,而是在考驗香港政治領袖的能力。(政府新聞網)

特區政府須重拾領導力

可惜的是,港府自始至終都是中央政策的被動接受者,沒有意識到主動探索的責任和積極參與定義與詮釋的承擔,結果既讓中央覺得香港失去了「一國」的安全底線,又可能令一些香港人感到失去「兩制」的空間,這可以說是最壞的局面。

事實上,我們不應用東風壓倒西風或西風壓倒東風的鬥爭思維來看待「一國兩制」,這既會造成僵化極端,引發對立,也讓缺乏了香港視角的「一國兩制」難以發揮制度優勢。「一國兩制」需要適應不同時代環境變遷的挑戰,需要對其不斷探索才能發揮優勢。香港政府要想作出貢獻,一則不能在「一國」與「兩制」之間失衡,引起焦慮;二則不能只當制度的執行者,而要主動思考,提供新的視角,參與成為制度的定義與詮釋者。如何主導、運用「兩制」的寬容度,既影響經濟、文化發展,也關乎能否充分體現「兩制」的優勢。

1979年,大學三年級的林鄭月娥作為香港大學與清華大學交流團副團長赴北京交流,正是回內地搞青年活動的先鋒批次。在那個年代,香港青年與內地青年同氣連枝,不僅是內地青年追夢的支援者,更主動地投身到明日中國的理想構想中去。從當時的主動構想到如今的被動接受,再次談起中國夢的林鄭月娥,不僅要尋回自己年少時的理想與熱情,也要有智慧地帶領官員與社會,尋回那份主動積極的溫度。當再談如何貢獻國家的時候,她更應該記得首任特首董建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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