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蠶桑不興卻瘋華服 清代台灣衣著奢華不「枯燥」

撰文:林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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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日前舉行有關館藏亞洲織品的演講,帶領大眾深入了解豐富的織品文化。
絲綢為中華文明重要的象徵之一,經上千年發展下來累積許多豐富的織、染、繡工藝。到清代,已形成各地已有別具地方風格的「四大名繡」,如蘇繡(江蘇)、湘繡(湖南)、蜀繡(四川)、粵繡(廣東)等。而清代台灣由於來台漢人多來自閩、浙、粵等省,故刺繡多承自閩繡,但真正讓來台官員印象深刻的,是在台漢人的服飾穿著。

據學者研究,作為織品原料的蠶桑,雖於鄭氏治台時引入,且台灣的氣候也適合種植桑樹養蠶,但台灣於1858年開港前,在地的手工業只有簡單的刺繡、制繩、縫衣、染布與製作少許棉布和麻布外,少有其他發展。且種植水稻、甘蔗獲利遠勝蠶桑業,讓台灣在地織物始終不興盛,民眾也習慣依賴大陸傳入的布帛。

圖為台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藏之清代台灣漢人婦女服飾—湖水綠提花羅大襟女衫。在湖水綠提花布料上織有枇杷、碧桃等花葉紋,袖口、領襟處則用寬邊粉紅素緞緄邊,加上連續盤長紋、菊花紋織帶。(Facebook@台灣服飾誌)

另外,與擅織的原住民婦女相比,清代台灣漢人婦女比較擅於刺繡,《台灣府志》載:「台灣婦女,不事紡織而善刺繡。刺繡之巧幾邁蘇杭」,將台女刺繡之精巧比擬蘇杭,可謂極高的評價。《台灣通史》也記載:「台灣婦女不事紡織,而喜刺繡,刺繡之巧,幾邁蘇杭,名媛相見,競誇女工,衣裳裁製,亦多自制」,婦女多選擇購入布料再裁製衣裳。

由於仰賴大陸輸入布料,在商品經濟繁榮、選擇變得豐富的情況下,人們在服飾上開始追求奢華風,《台灣府志》載:「間或侈糜成風,如居山不以鹿豕為禮、居海不以魚鼈為禮,家無餘貯而衣服麗都」,即使生活環境有諸多不便、沒有多餘錢財,人們仍堅持要穿得漂漂亮亮。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來台擔任台灣府海防補盜同知,負責船政治安業務的孫元衡遍覽台灣各地,也注意到在台漢人服飾偏愛華麗的現象:「餘糧文蕷好(地瓜),朱履荷長鑱(台俗尚奢,有衣羅衣、著朱履而耘田者)」,農民竟然穿著羅衣、腳穿紅鞋下田耕作。《諸羅縣志》對於台灣漢人服飾之奢華有更詳細的描述:「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豔者。靴韈恥以布;履用錦,稍敞即棄之。下而肩輿隸卒,袴(褲)皆紗帛」,可見當時台灣社會上下,都穿著相當精緻的服飾,連僕人、商販都「衣迭綺羅」、「粧盈珠翠」,這股潮流還從台灣府城(今台南市中西區東半部)逐漸向全台各地擴散。

圖為台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藏之清代台灣漢人婦女服飾—紅綢百褶馬面裙。百褶紅裙在清代只有節慶或正式的場合,婦女才會穿著。(Facebook@台灣服飾誌)

由於中國曆代以來對於帝王、百姓的服飾,其布料材質與用色有一定的規範,如《大明會典》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穿朱韈(襪)赤舃(音細,履),即紅色的鞋襪,且庶民男女服飾皆不可使用金繡、錦綺、紵絲與綾羅,只能著紬絹與素紗。根據清代《輿服志》規定,只有八旗舉人(旗人身份)、官生、生員、監生、護軍、領催可穿著緞紗,且庶民不得用緞繡。因此在台漢人的穿著打扮,對於來台的官員來說早已嚴重僭越,便對此現象多加以批評。

乾隆年間兼理學政的巡台御史張湄,曾寫詩描繪當時台灣漢人服飾之奢靡:「鳳頭龍尾好衣裾,錦繡偏諸謝不如。若使賈生來此地,未知流涕更何如」,詩中形容台灣漢人之服飾花紋色彩有多精美鮮豔,大概連東晉權傾一時的陳郡謝氏(如謝安、謝玄)看到都會自歎不如;詩末還提到,如果讓提出改易服色制度以定君臣地位的西漢賈誼(公元前200-前168年)來到台灣,必定會為當地服飾僭越的嚴重情形而痛哭流涕。

成書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重修鳳山縣志》,對於台灣民間服飾風氣有更為詳細的觀察:

村野之家,日用食飲猶存儉樸;城市紛華之地,矜炫耀以飾觀……儲無甔石,衣必綺紈;下至牛醫馬傭之輩、僕隸輿儓(下層奴僕稱謂)之賤,絲帛綾羅搖曳都市,古所謂服妖(奇裝異服會導致天下災禍)也。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

修志的鳳山知縣王瑛曾發現,台民在服飾消費上有明顯的城鄉差異,鄉村人家穿著依然簡樸,但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則爭相炫耀服飾之華美,更把身穿華服上大街的奴僕,視為「服妖」。

儘管台灣天然氣候適宜蠶桑,但清代台灣絲織市場未形成規模,加上獲利不如水稻、甘蔗,若要發展絲織業也比不上大陸的江南地區,讓清代台灣少有人從事蠶桑絲織。由於本地不產織物,便依賴大陸輸入布料,在商品經濟的繁榮下,清代台灣漢人便在天高皇帝遠且公權力不彰的海島上,憑喜好自由穿搭服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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