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儒痛批妖誕 文昌帝君信仰何以「走向」全中國
每逢農曆二月初三、正值民間信仰中的「文昌帝君誕辰」，台灣各地供奉神祇文昌帝君的廟宇香火總特別鼎盛。受中國科舉考試制度與傳統「學而優則仕」觀念影響，士人無不希望透過科甲及第獲得入仕的機會。而今，四川省綿陽市的「梓潼文昌祖庭」都名列在大陸國台辦公布的79所「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中。然而，這個起源於四川盆地的信仰，又是擴及全中國並傳入台灣島的呢？
發源於星辰崇拜的文昌信仰
文昌，起源自先秦時期中國人對天上星辰的崇拜，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林翠鳳指出，「文昌」一詞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代屈原《楚辭．遠遊》：「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指觀察星象後想象文昌星為掌管眾靈、召領眾星的領袖，負責指揮部署以護衛。緯書《孝經授神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林翠鳳解釋，精氣匯聚乃成文，宣揚天理法紀為昌，才得名「文昌」。
《史記﹒天官書》稱：「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而《史記索隱》引《春秋元命包》解釋：「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也」，可見文昌星原先「主管」的範圍相當廣泛。浙江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孔令宏認為，到了隋唐實行科舉制度後，人們開始看重文昌宮第三星「貴相理文緒」和第六星「司祿賞功進士」的職能，從主大貴的吉星轉而成為了主掌功名利祿之神。
唐玄宗幸蜀顯靈 信仰走向全國
除了觀星象而來的文昌星信仰，如今四川梓潼的「七曲山大廟」，在秦漢至魏晉時期曾為善板祠或張亞子廟，目前可考的最早文獻為東晉常璩所着的《華陽國志》：「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虵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雲雷取去。」四川大學中國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王魯辛表示，距今4000年前的蜀地梓潼先民，不僅有對「梓樹神」的圖騰崇拜，蛇神又為梓樹神的變體，或稱為「亞子神」，而古代亞、惡二字相通，所以「惡子」即為「亞子」，亞子祠就是以蛇為祀神的神祠。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前秦建元十年，374年），蜀人張育、楊光等人起兵二萬，反抗前秦政權統治，東晉派遣三萬兵力攻墊江（今重慶市墊江縣）響應，但遭前秦寧州刺史姚萇（330—393年）擊敗。張育自立為蜀王、稱藩於東晉並圍攻成都，經過四個月的戰事，張育終遭前秦護羌校尉鄧羌攻殺敗亡。張育亡故後，當地民眾為了紀念他反抗異族統治的事迹，建「張育祠」祭祀，地點恰好與亞子祠毗鄰，久而久之，兩祠逐漸合而為一，成為「張亞子廟」，使得本來抽象的樹神、蛇神泛靈信仰得以人格化。而該廟從地方上的小祠變得聲名遠播，還與唐代兩位皇帝奔蜀有關。
唐朝安史之亂（755—763年）爆發，唐玄宗倉皇入蜀避難。據說唐玄宗在梓潼張亞子廟小駐時，夜間張亞子顯靈託夢，告知亂事即將平定，大唐國祚得以延續，不久後果然傳來郭子儀、李光弼借回紇兵擊退叛軍、即將收復長安的信息。唐玄宗在欣喜之餘，追封張亞子為左丞；唐僖宗在位期間（873—888年）爆發黃巢之亂（875—884年），唐僖宗逃奔劍南道成都，路過七曲山時親祀梓潼神，追封張亞子為濟順王。有了唐朝皇帝的加持，後宋代帝王屢屢敕封，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朝廷封張亞子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至此梓潼神被稱為「文昌帝君」，不但從地方神祇躍升為聞名全國的大神，還與文昌星信仰完全合併，成為保佑學子考試順利的神靈。
清代儒者痛斥文昌信仰
林翠鳳表示，文昌信仰在清代為朝廷更加推崇。清嘉慶六年（1801），大學士朱珪呈進《文昌化書》，嘉慶帝頒佈上諭稱：
朕本日虔申展謁，行九叩禮。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辟邪說，靈蹟最着，海內崇奉，與關聖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着交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儀文，仿照關帝定制。
清朝皇帝親臨致祭，敕命各省皆立文昌廟，宣告其正式列入國家祭典，與關聖帝君武廟並稱同祀，每年實行春、秋二祭，地位幾乎與孔子並尊，因此日後文昌祠有時也取代孔廟，幾乎成為文廟的代表。然而，清代士人並非都對文昌帝君信仰買帳，像顏元痛斥其「司天下士子科名貴賤，以欺弄文人，可謂妖矣！」大儒熊賜履也批評文昌信仰的荒誕：「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只是，文昌信仰正反映了民間對追求功名利祿的渴望，信仰的興盛既符合廣大百姓的心理需求，為改善一地的風俗與「文脈」，人們往往會興建文昌祠。
清康熙年間，台灣島成為中國版圖，文昌信仰也隨着政權力量進入台灣。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黃新憲指出，全台最早的文昌祠建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台灣府與台灣縣（均在今台南市區），迄1895年割讓給日本以前，全台共興建48座奉祀文昌的場所，平均4年就建有一座。其中，官修7座、官請民建4座、官民合建2座，興建者不詳3座，最多的是讀書人或地方仕紳主導設立的有32座。
清道光廿年（1840），經芝蘭街（台北市士林區）士紳潘永清（1820—1873年，號定民）提倡，在芝山岩主祀開漳聖王的惠濟宮側建文昌祠以奉祀文昌帝君，並在祠內設全台最早的義塾—「文昌祠義學」，教育當地鄉民子弟，奠定鼎盛學風，並培養出許多秀才、舉人，堪稱「士子如林」，使得八芝蘭改稱士林，就是一個建文昌廟、提倡學風的典型案例。
康熙年間的福建台灣廈門道道台陳璸（1656—1718年）積極興學，提議仿福州府學奎光閣的樣式，在台灣府學旁興建文昌閣，將文昌信仰納入傳統儒家的思想範圍。有了陳璸的提倡，清代台灣官員大多鼓勵或推動文昌信仰，甚至將其視為重要的職責，讓儒學傳承、科舉考試與文昌信仰等三者呈現相輔相成的發展態勢，脱離了許多迷信色彩。從此，文昌信仰就在台灣島上落地生根，成為兩岸民間信仰共有、共享的重要標誌，迄今歷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