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年代|記錄北京地下書商怎樣照顧政治犯手足|來稿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2001年和作家野夫相識於北京,那時他正和一群也是六四受難被關過的詩人、作家們,在搞出版,也就是地下書商。由於六四時,我在天安門廣場採訪,寫了一本《天安門紀事》,我們像一種擁有共同禁忌的「秘密記憶者」,自動就相熟起來。相識的過程也極其簡單,你只要說出當時你在那裡,做了什麼,如何受難,彼此便心知肚明。

看不見的江湖──北京的地下書商 | 文:楊渡

野夫本在海南當警察,看了六四,便把警徽交還了,也不顧同仁的相勸,兀自千里單騎,騎了一輛摩托車回到湖北,幫助六四受難者,或逃躲,或流亡,卻不料後來受了湖北作家熊召政的設計陷害入獄。出獄後,眼看湖北找不到工作,無路可走,便決計到異鄉謀生,自此來到北京。他碰上了也是六四遭難的詩人李亞偉等人,在他的介紹下,開始靠寫稿謀生,後來做起了書商。

野夫|本名鄭世平。土家族。1962年出生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最邊遠的小村。1978年考進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同年開始詩歌創作。1982年組建鄂西第一個詩歌社團「剝棗詩社」。1985年擔任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1986年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省「後現代詩人沙龍」,出版詩集《狼之夜哭》。1988年分配到某省會公安局,1989年因為支持學生,公開宣布退出警界。之後因參與掩護民運人員及「泄露國家機密」,被捕判刑。1995年減刑出獄,到北京謀生成為民營書商和自由撰稿人。自1980年代開始創作以來,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約一百多萬字。詩歌和散文收入多種選本。曾獲2006年「第三代詩人回顧展——傑出貢獻獎」、2009年「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2011年「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2012年「中國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2012年應荷蘭國家文學基金會邀請成為阿姆斯特丹駐市作家;2013年受邀至德國科隆擔任駐市作家。

那時,正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全面向錢看。可是你向錢看,錢不一定向你看,一片開放改革之風,社會風氣丕變。許多如何賺錢、如何經商、華爾街如何致富、經營術、人脈運用術等書籍,乃至於稍有黃色的港台書,各種情色雜書,全面出籠。他們就是趁著這一波熱潮,走上出版之路。

大陸的出版是有管制的。你得有出版社,有國家給的書號,才能出書。問題是,所有出版社都是國營,大都由一些老人把持,難免教條,編輯內容與時代脈動脫節,於是這些年輕生猛的地下書商就有機會了。

【延伸閱讀:禁書年代|迴避政治審查出版奇觀 誰想到金庸都會有被禁的一天

他們跟國營出版社買書號,一本約莫人民幣萬把塊(當時薪水還低,物價還較便宜,萬把塊數目已不小了),其餘編輯、稿費、印刷等全部自付,印出來之後,交由各地的「二渠道」發行。

「二渠道」也是地下的。那是有別於全中國唯一的公開發行渠道──新華書店,另外自己做的發行。各地的二渠道書商早有連絡,否則以全中國地域之遼闊,如何發出去?當時交通運輸以火車為主,通過火車的貨運系統運送到各省的主要城市車站,書一旦送達,便發行到各地的小攤販、書報亭、流動書攤等。有些地方,因為關係好,也會流入在地的新華書店。

這些流動攤販根本無法固定結帳,怎麼可能按書的銷售折扣收錢?所以,二渠道書商全部用買斷的。從上游的出版到中間的發行,一路買斷,因此折扣特別低。

如何在大陸訂那些書

在大陸,有一些地下書商的圖書訂貨會,他們約定一個時間,地點則選在某個城市的飯店之類的,書商與二渠道發行商聚集,喝酒聊天。書商把準備出版的書的選題、作者、內容等,做一個簡介,渠道商則看自己的判斷,決定要訂多少。有時,交情好的,或認為要幫兄弟的忙,便會訂得多一些。然後,發給中盤的各省市。各省市再去發給小攤販,一路買斷,以免無法催收帳款。

【延伸閱讀:作家英培安辭世|新加坡草根書室栽種素葉文學保存香港|許迪鏘

野夫和這一票大牢裡關出來的兄弟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李亞偉、老家、胖子等等,都是這個路子。他們互相幫忙,掙錢謀生。行有餘力,還可以幫忙受難的兄弟一把。

像劉曉波出獄沒錢生活,他又是一個書生氣的人,不會找生路,也不願白受人幫忙。於是野夫幫他想了一個辦法:做一本書。

他找了王朔和劉曉波對談。談的內容從文學、小說、藝術到文化現象,內容極是龐雜精彩。但劉曉波不能出面具名,他是被禁的作家。於是野夫幫他取了一個無人認識的名字「老俠」,王朔則幫書取一個古怪的書名,叫《美人贈我蒙汗藥》,靠著王朔的大名,書大賣。王朔義氣,稿費分文不取,全交給劉曉波。

王朔與劉曉波的那些年

這事,若非野夫一手操辦,他自己說出來,誰也不知王朔這個「一點兒正經沒有」的人,竟有這一等一的俠客義氣。(王朔與劉曉波事,精彩萬分,此處所述不及萬一,敬請參閱野夫著作《看不見的江湖》,台灣有出版)

這就是北京的地下出版世界,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我們在北京相遇,酒酣耳熱之際,談著北京的地下書商與出版,便談起台灣的出版。我於是聊起當年台灣年輕人如何看禁書,搞地下出版,開了閱讀風氣,從而打開了一個開放社會的門。「兄弟,莫說你們現在的地下書商無用,只是賺錢,這個地下社會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這大約是我酒後說的。接著又說了幾個台灣禁書的故事。

兩岸禁書年代與故事

當然,我們也不免談到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與這些禁忌的逐步開放有關。那時,北京友人對民主改革滿懷希望,總期待從台灣找到一些借鏡,或者台灣人努力一點,證明中國人也是可以實踐民主理想的。

便是在酒後的快意中,胡說了一些故事,他們大感興趣,笑說:「你何不寫出來,給大伙兒看看,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

那時,錢鋼正在主編《南方周末》,也有一幫朋友在那裡做事,於是想寫了給他刊登。作用是給大陸的友人打打氣,說明社會的開放總是有一個過程,它不是靠政府施捨的,而是像擠門縫一樣,慢慢把門擠開來,開放社會才逐步來臨的。

於是,我寫了「禁書的故事」,發表於《南方周末》。這便是這個《禁書的年代》的緣由。

《南方周末》專稿發表後

如今,北京地下書商的世界早已風流雲散,夢醒時分,各自流浪到大理、成都、哈爾濱、香格里拉、西雙版納、清邁等地,寫書、寫詩、種茶、談戀愛,亂世流放,只留下記憶中的江湖。

我也以為禁書對開放的台灣社會已是昨日黃花。卻不料,三十幾年後,當年搞禁書的某些人,做地下刊物的黨外人士,如今當了權,竟還想搞查禁書刊,而且用錢用力控制媒體,關電視台。最令人瞠目結舌者,戒嚴下,當政者還知道心虛羞恥,如今是堂而皇之,喊著反共的口號,硬生生把「紅帽子」當血滴子,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沒有兩樣。

於是,我想起這一篇禁書文章,便拿出來和朋友分享。

回顧著禁書歷史,也想想,台灣的開放社會是怎麼來的,還要再回去嗎?回得去嗎?門還可以關得上嗎?

重刊出來也不是想提醒誰「莫忘初衷」,我對權力者不抱期望,而只是想在回顧中提醒自己,和還願意相信理想的人:「哪,你看,戒嚴下都不怕了,現在要重新搞禁忌,那就重來一次吧!」

無論如何,地下社會,比地上世界危險,但有趣多了!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文章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作者簡介|楊渡,詩人、作家。喜歡旅行、閱讀、電影和足球。最喜歡的地方,是新疆和阿爾卑斯山。大山大水,以及無盡的沙漠。最喜歡的電影是《直到世界的盡頭》。生於台中農村家庭,寫過詩、散文,編過雜誌,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主持過專題報導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激動一九四五》、《紅雲:嚴秀峰傳》、《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以及歷史紀實《有溫度的台灣史》等十餘種。

【延伸閱讀:作家英培安辭世|在新加坡開書店曾被捕也不怕 近年專注小說創作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Microsoft Edge 或 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