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談電影】諾獎詩人的流亡旅程 「詩人現實未必聰明如此」
對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來說，政治與文學糾纏一生，分不清關係。這位智利傳奇既是外交官也是詩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產黨並成為議員，1948年被智利總統通緝，用了兩年逃出智利，之後在各國過着流亡生活，1952年才得以重歸故國並寫下傳世詩篇《漫歌》。由智利導演柏保羅賴尼因執導的《流亡詩人聶魯達》，鏡頭主要置放在聶魯達從剛開始被通緝到逃出智利的兩年流亡生活。但我們為什麼要認識這樣一位詩人和他的詩？
多年前，曾有專欄作家批評也斯的詩「不知所云」。或許我們正如電影中追捕詩人並決意要羞辱詩人的警官，原本對詩人充滿了鄙夷，僅僅把對方當成是「賣國賊」，但從未與詩人真正碰面的他，臨死前竟也受詩人「感化」，完成了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轉化。對於這部電影，兩位本地詩人鄧小樺和宋子江更認為：「討厭詩的更應該入場。」
l 鄧小樺（詩人、作家、香港文學生活館總策展人）
l 宋子江（詩人、翻譯家、《聲韻詩刊》主編）
政治與愛情都是源自激情
宋子江曾學過兩年西班牙文，當時老師建議他，既然喜歡詩，不如從西班牙詩着手學習。「聶魯達在西班牙語系的詩人中位置很高」，宋子江記得當時讀過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現在仍記得最後兩句；而鄧小樺第一次接觸聶魯達是在大學時期，「當時他的情詩已經很紅很流行，在台灣尤其成為輕鬆消費品」，不過她坦白當年不是特別喜歡他的詩。
聶魯達早期情詩寫得較多，宋子江提到他把詩歌主調放到反抗和政治詩是因為一次令他感到意外的朗誦會。電影裏聶魯達在一群工人面前讀詩的一幕，乃真有其事，他在西班牙做完外交官回國後，參與一次朗誦會，他原以為朗誦會裏都是文藝青年或有教養的人，但原來全部都是工人和農民。「他朗讀詩歌，在場觀眾都很沉默，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工人說完全聽不明他在說什麼，但覺得很感動。他在很多訪問中都提到這件事，也是自此之後他覺得自己的詩應該更貼近人民。」
宋子江強調聶魯達的詩寫得很廣，並非只有愛情和政治，也寫了不少智利日常生活的詩。鄧小樺則認為愛情和政治很相似：「愛情是激情，政治運動也是，形態和鼓動方式也相似。聶魯達最好的政治詩如〈來看看街上的血吧〉，便是呈現了那種激情狀態。」
流亡過程成就詩人形象
由智利導演柏保羅賴尼執導的這套電影，鏡頭主要集中在聶魯達在國內流亡的經歷，鄧小樺認為電影想要處理的不只是聶魯達的生平史實，她說導演其實強調虛構，重新選擇了一個角度去詮釋聶魯達，而聶魯達的詩則是一個象徵。「其實就是處理他作為一個神，在受到政治壓迫並失去一切之後，還是否夠格稱為神？」電影詮釋聶魯達的方式，着重詩人的形象、行為及使命多於評價詩歌成就，鄧小樺說電影透過「流亡」的處理，將他變回一個個體，關鍵在於聶魯達怎樣通過各種考驗完成詩人的最高標準，由此將他拉高到宗教層次來呈現。
而另一方面，電影樹立的聶魯達形象，頗為打破宋子江對他的印象，像和妓女開派對，裝扮成中東王子的出場方式，他形容其實幾「癡線」，應該和真實也有一定距離。和真實的聶魯達有差距的，也許還有流亡的過程，「警察在追捕他，他就擺一本偵探書，其實係幾犀利同大膽的事」，宋子江認為真實世界的詩人未必聰明如此。
詩人的政治判斷可以很弱
談到詩人參與政治，鄧小樺和宋子江提到不少國家都有「國民詩人」，既有較和平一點，像日本的谷川俊太朗，也有較「反抗」一點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鄧小樺形容「流亡」不是一個自然文學生長的狀態，而詩人有時做政治立場判斷可以很弱。「流亡詩人可能要和一些根本不認識詩但政治立場一致的人坐在一起，然後到處演講，這些可以是很機械化的事。」她續說，「政治很易改變，詩人無法保證自己立場無錯。」像下達追捕令的智利總統，正是聶魯達有份推舉上去的。鄧小樺早年也受社會運動影響寫了一些詩，她有時會感覺到自己和政治或時事距離太近，就選擇不寫。她認為：「有一些觀照距離，才可以處理更遠的問題。」
流亡本應是一件危險的事，電影卻把這個過程拍得浪漫，聶魯達偶爾狼狽，但大多時候仍保持優雅，而逃亡對他來說更像是和警察之間的一場遊戲。鄧小樺和宋子江說其實國內外都有不少流亡詩人，流亡增加了詩人的知名度，有些流亡詩人甚至不願失去這個身份。
宋子江形容聶魯達的政治詩是「反抗的詩」，「大部份都是反資本主義價值觀、反法西斯」，但流亡詩人並不等於反建制，聶魯達就有一段時間其實在建制裏面。宋子江更提到聶魯達的「人生污點」，「像當年歌頌中國共產黨的詩，其實很難看」。而鄧小樺認為歌頌權力、正面讚美的詩其實很難寫，「好像將愛情裏面的激情給了皇帝，整件事會變得腐敗。」
討厭詩的不妨一看
在《流亡詩人聶魯達》中，詩人兼議員的聶魯達地位崇高，智利民眾奉若神明，鄧小樺說，南美的普羅大眾對詩的接受程度很高，是「詩人入酒吧可以識幾個女仔那種」。因文化不同，香港觀眾可能會難代入到這個「詩人像神一般」的處境，鄧小樺也認為的確會有一點困難，「不過讓他們試試看，或許電影正好把他們擲到另一個魔幻狂歡世界。」
詩的力量有時來自於音樂感。電影裏聶魯達每次在公開場合讀詩，都會產生很大的鼓舞力量，宋子江說這得益於西班牙文的書面語和口語比較一致，聽到之後馬上會有情緒和緊迫感。宋子江還特別提到電影裏一幕——聶魯達要讀一段文字，妻子叫他用詩的方法讀。宋子江說：「西班牙語的特色是只有五個原音，不斷重覆，非常易入腦」。
然而，在香港讀詩卻可能是另一種境況。鄧小樺說：「香港的情況特殊，因寫詩絕大部份用書面語，和口語已經有一定距離，隔了一層，假如寫得晦澀一點則更難有情緒。」
一部關於詩與詩人的電影，對於普通觀衆，或有一定的觀賞困難，鄧小樺和宋子江建議觀賞前看一些資料或會有幫助，但亦不妨礙觀影。「影像真的有吸引力，南美的神奇魔幻完全不同於我們。有人會覺得詩人好扮嘢，高高在上。我自己覺得，這些好憎詩或最憎文青的人不妨入去睇，因為聶魯達正正經過了這些考驗和質疑。」宋子江則說故事層次豐富，不一定要「文青」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