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與同化 蒙古語何去何從?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8月26日,中國內蒙古教育廳發佈新政策,要求自2020年秋季學期起,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中小學的語文、道德與法治、歷史三門科目,要逐漸轉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意即改以普通話授課。

此令一出,隨即引發部分內蒙蒙古族的示威與抵制,也令網絡輿論沸騰不已。即便政府事後說明,原蒙語語文課仍在,雙語教育體系也將持續運轉,民間依舊疑慮難消,國際也對此事多有着墨,西方媒體如此,與內蒙素有淵源的蒙古國亦然。

2020年9月15日,示威者聚集在蒙古烏蘭巴托蘇赫巴託廣場,抗議中國將蒙古語從核心科目中去除的學校課程改革。(Reuters)

9月10日起,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應上海合作組織外長理事會之邀,於9月15日來到了蒙古國,與蒙古外交部長恩赫泰旺(Nyamtseren Enkhtaivan)舉行會談。在此期間,烏蘭巴托廣場出現了約百餘人的小型示威,參與者高呼「捍衛母語」、「王毅走開」等口號,顯然意在聲援內蒙的抵制運動。

然而這場示威續時不長,王毅在蒙行程也未受擾,9月16日其仍與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舉行會談;另一方面,原本罷課活動此起彼落的內蒙,如今各地到校率皆有回升之象,教材改革誘發的一系列風波,似乎正朝落幕方向行進。

蒙古語雖屬小眾語種,但其分布範圍橫跨歐亞大陸,中國、俄羅斯與蒙古皆在其列;而正因上述三國的歷史軌迹有所不同,其蒙語存續情況也有所差異。

中國外長王毅9月15日和16日對蒙古國進行兩天訪問,但是他訪問期間,遭到了蒙古國人民的抗議。(Reuters)

中國的蒙語教學現況

回顧此次內蒙教材改革爭議,根源乃是2019年12月的《中小學三科統編教材「鑄魂工程」推進實施方案》,中共中央意在2025年前,將語文、道德與法治、歷史三科的統編教材普及於全國中小學,尤其是普通話授課相對薄弱區。其中新疆、西藏已分別於2017、2018年使用國家統編教材,內蒙則在今年開展,並分三年逐步實施。

究其內容,主要是將原來小學二年級起開設的《漢語》課程,替換為小學一年級起開設的國家統編《語文》課程,原初中一年級的《漢語》課程則改為國家統編《語文》課程。而為免學童吸收與銜接困難,往後小學一年級、初中一年級的《語文》課一律安排蒙漢雙語教師執教,並在漢語教學基礎上輔以蒙語解釋。《道德與法治》和《歷史》兩科也改以國家統編教材授課,並安排蒙漢雙語教師執教。除此之外,民族語言授課中小學的其他學科課程設置不變,使用教材不變,授課語言文字不變,蒙古語文、朝鮮語文課時亦不變。

上述改革,雖有國家強化公民認同的用意在其中,卻並非如某些媒體所用的「禁絕蒙古語」、「文化滅絕」等聳動標題般誇張。此外內蒙過往的蒙語通行圖景,也絕非如外界一廂情願所想的:蒙古族意欲保存,中共則竭盡全力要摧毀。

內蒙古民族語言授課學校最近將強化漢語授課的消息,在當地引起反響,不少蒙古族家長和學生舉行示威抗議,有的拒絕送小孩入學。(微博@呼倫貝爾額爾古納)

首先,由地域分布觀之,錫林郭勒盟東烏穆沁旗(牧區)等地的蒙語通行情況較好,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半農半牧區)等地則相對稀疏,大城則漢語通行比例較高。漢語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與都市化呈正比,這般現象雖體現遊牧生活與蒙語的緊密連結,卻也暴露了內蒙經濟階級與語言分布的相關因果。

此外,在如今的內蒙人口中,蒙漢雙語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這並非國家刻意打壓蒙語教學計劃,而是蒙古族家長在就業前途考慮下,傾向讓孩子接受雙語教育之果。

在蒙語通行度高的牧區,約有30.1%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蒙古語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認為孩子們應用蒙漢兩種語言受教育,另約有9%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漢語受教育;在半農半牧區,上述三種民意的數字分別是23.6%、67.1%、11.5%;口岸城市則是22.8% 、63.6%、13.6%。上述數據既顯示少數民族面對市場的生存之道,也解釋了此次罷課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長間全面引爆。

此外中國的蒙語教學尚有一特徵,舉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歷史的回鶻式蒙古文書寫系統,並以其作為官方蒙語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上述舉措,不僅讓俄羅斯望塵莫及,蒙古國亦難與之比肩。

中國的蒙語教育以回鶻式蒙古文為正式書寫系統。(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深烙於蒙俄之上的歷史傷痕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雖源於蘇聯,但後者在斯大林(Joseph Stalin)上台後,便成為力促少數民族斯拉夫化的國家機器。

十月革命結束時,列寧(Vladimir Lenin)曾奉國際主義之名,致力推動蘇聯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運動,蒙古人民共和國(今日蒙古國的前身)自在其中,同為蒙古部落的布里亞特人、卡爾梅克人亦不例外。然而列寧去世後,斯大林親手終結了蒙文拉丁化的進程,並自1935年起推動「泛斯拉夫化運動」,蒙文的拉丁字母也在1941年正式被西里爾字母所取代。這場改革奠定了蘇聯蒙古人此後的文字傳統,從而導致內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兩個世界,直至今日。

蘇聯解體後,境內蒙古人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鎖,卻難竟其功。以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例,早在1990年,其便頒佈蒙古民主改革後的第一號總統令,宣吿國家將於1994年徹底放棄西里爾蒙文字母,全面回歸傳統的回鶻式蒙文,但民間毫無動靜。此後蒙古國又在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廢棄西里爾字母的相關政令,但不論是以回鶻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換,皆難撼動西里爾字母累積70多年的語言慣性。

2018年的烏蘭巴托街頭,仍是西里爾蒙文林立。(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俄羅斯境內的卡爾梅克人、布里亞特人則維持西里爾字母的書寫系統,並也發生與內蒙相似現象,即雙語使用比例大幅升高,且由於蘇聯時代俄語教育盛行,導致約有10%-20%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人認為,俄語才是自身母語;其對蒙語的聽說讀寫能力(卡爾梅克語、布里亞特語皆為蒙語方言),比起內蒙也相對低落:

中國有約630萬蒙古族人,其中近500萬人使用蒙古語,並有1/2 以上明瞭漢語或兼用漢語;然而以俄羅斯的布里亞特人為例,其約有46萬人口,卻只有將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亞特語,且多為中年以上。斯拉夫化的歷史傷痕,顯然尚需時間恢復。

俄國的布里亞特人正在慶祝新年。(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民族國家後的民族政策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賴的今日,弱勢語言的消亡遠比工業革命前迅速;而在民族國家崛起的歷史趨勢下,少數民族的語言存續與「國家」一角形成了微妙關係:國家需借統一的語言文字形塑集體認同,少數民族則有賴政策扶持母語生命,雙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協,以求在當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內共生。

中國此次內蒙教材改革風波,幾乎被西方媒體一面倒地貼上「文化滅絕」、「種族同化」標籤,似乎這是理解中國蒙語教育境況的唯一角度,但批評者幾乎無人反思,為何西方少有類似爭議爆發。中西之間,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點便有天壤之別。

中國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分識別基礎上,施行區域自治、財政補貼、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等政策,與美國等號稱「大熔爐」式的民族圖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若長遠實施,將固化少數民族的身份意識;後者未對少數民族施以民族文化與語言教育,則長此以往,便是放任其遭強勢文化吞噬。換言之,多數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在類似爭議中獨善其身,不似中國般動輒得咎,是因為早在政府介入前,市場機制便做了最殘酷的淘汰。

帝國崩解後,人類行至民族國家年代,何以在多民族共處的格局下,求取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平衡,註定是人類難以迴避的歷史難題。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