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從應勇赴湖北「救火」 看上海「三巨頭」非常規外調
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上海市長應勇的仕途忽然轉軌湖北，官升半級。外界普遍認為，值此時刻，應勇被選中去「救火」，其實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其「海派」官員的政治優勢。不過，不同於一般的人事調整，因為上海這一個政治高地，海派官員「自產自銷」幾乎已經形成一種規律。因此，應勇此次的調離和升遷算得上是一次非常規的人事調整。事實上，不只是應勇，在他之前，上海市委專職副書記尹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周波，也均打破慣例相繼北上「曲線」上位。
從最近的應勇來看，這位1957年出生的浙江人，是一位老練政法官員，內地曾有報道指應勇從政早期曾以「鐵」和「直」聞名，受到上級賞識，一步步高昇，從一名基層的公安人員到司法系統，期間曾經國家主席習近平共事，並在習近平調任上海之後也轉任上海。《香港01》在《【觀察】湖北與港澳辦同時換將 重新思考為什麼「自己人上」》一文中曾有過分析。
從應勇就任湖北省委書記過去一週的表現來看，傳媒的報道顯示應勇先是接任前任蔣超良所擔任過的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揮長一職，接著去現場、聽匯報，調整指揮部分工，顯得異常忙碌，有內地傳桉更稱，湖北整個防疫「打法」都變了。
目前來看，湖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新增病例大幅下降。事實上，不只是應勇，在此次抗擊疫情中，除了浙江、上海的表現亮眼之外，河南省也被網民「點名」讚賞。因為在疫情防控初期，與疫情重災區湖北臨近的河南省，早在全國尚未對這一疫情引起重視之時就已經採取停運湖北往來車輛、排查武漢往來人口等開始防控，網上更一度出現「借河南省長」的聲音。
當然，河南省在疫情爆發之初及時反應並果斷措施相當一部分原因，據悉是因為曾在湖北任職的河南省委書記王國生較了解湖北情況。但「借河南省長」這種聲音的出現本身就已經證明瞭外界對海派官員能力的認可。
河南省長尹弘是一個標準的海派官員，在1963年出生，浙江湖州人，從求學到入仕都是在上海，至2019年11月之前在上海任職30多年，一路從上海大學團委書記到上海市松江縣副縣長，2012年進入上海市委常委隊伍，離滬之前官至上海市委專職副書記。按照上海政壇的人事慣例，上海市長出缺，黨委副書記和政府常務副職順位接班，這對於尹弘來說不失為遺憾。但是外調河南官場並升職半級，已經證明瞭這種安排對尹弘的期許。
河南是中部省份，雖然GDP在31個省區市中排名前五，但其產業結構仍然處在「二一三」的結構調整期。對於河南來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河南省第一位從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赴任的省長，為當地民眾帶來不小的期許，認為調入這樣一位海派官員將增添來自經濟發達省份的經驗與更靈活的思維。 當然，主政中國第一人口大省，這樣的履歷對尹弘來說未必不是更進一步的台階。
另一位在2019年2月北上遼寧的海派官員周波生於1962年，是上海本地人，那次職務調整之前，周波的仕途一直在上海。專業工商管理碩士，上海工作後分管商務、外資外貿等與經濟密切相關的領域，從履歷看，周波不僅有極強的經濟理論基礎，而且有豐富的發展經濟的經驗。周波的北上履新，顯然是「南官北上」，是支援東北經濟發展的一個案例。
除此之外，圍繞周波的還有一個標籤，他是一位曾受處分的官員。周波因曾違反「八項規定」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不過，在經歷這樣的仕途坎坷後並未影響到周波的晉升，主要是其當時在上海的政績十分亮眼，得到高層的認可。此外，周波入主遼寧，也被認為其背後的經濟經驗、發展觀念以及其背後的資源都將為遼寧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
細數上述三位，應勇從上海市長調任湖北省委書記，尹弘從上海市委專職副書記升任河南省省長，周波從上海常務副市長到任遼寧後，升任遼寧省委專職副書記。三位海派官員外調之後都是官升半級，這種人事調整很容易讓人理解為是政治高地的光環使然。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海派官員一說大概在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時期達到鼎盛，一般指出生上海或是長期在上海任職的官員。
從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再到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以及身為副國級的彭沖、徐匡迪及到成功「入常」的黃菊、韓正，甚至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是在上海市委書記一職入京。海派官員在官場的分量，也成就了上海這個政治高地的標籤。當然，細究其中的邏輯，用內地一個微信公眾號的觀點來解釋或許更加富有依據性。「華山穹劍」曾刊文分析海派官員的特性，認為這些由江浙鄰省調入或者本地官員，生活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而民營經濟要求官員必須重視「對下負責」，關注民眾的利益，因而很少會看到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影子，明文規則更比人情和麪子好用。在這種結構下，官員比拼的就是視野，海派官員長期浸染在濃厚的先行文化與國際化的環境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官員形象。
海派官員的北上西進，看似是通過人事調整破局，這背後其實還隱藏另一個問題，即是有更多的省份需要解放的思維、靈活的頭腦，以及更具現代化治理能力的官員。今次蔣超良的去職，讓這種需求更加突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