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基辛格】遇東亞秩序變動之際 歷史上的朝鮮如何「選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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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秩序正在變動的說法,隨着中國崛起甚囂塵上。但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持續以「靜態」的思想與眼界看待「動態」的世界,甚至避而不見。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迎來全球大流行,似乎更加衝擊「靜態世界觀」。4月3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指出:「新型冠狀病毒之後,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

基辛格的結論,多少帶着美國精英對現有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期許」。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究竟世界秩序的變化有哪些現象依循?其中,被點名「秩序破壞者」的中國是如何看待自己?與之相關的行動者又採取何種方式來應對世界秩序的變動?以上的問題,多維新聞將以「圍觀基辛格」為主題,透過系列稿件加以探討。本文為第三篇。

世界秩序的變化,並非如今我們所處的國際社會才會發生,在古代的東亞地區,同樣存在許多國際秩序轉換的時期,特別是體現在朝代的更迭興替上,除一般熟知的宋、遼、金、西夏、蒙古、渤海國之外,地處朝鮮半島上的高麗王朝(918─1392年),面對列強環伺的虎視眈眈,又是怎麼因應時局變化做出外交政策上的調整呢?

公元8世紀左右,東北亞地區高麗(Силла,綠色)、唐朝(Тан,橙色)、渤海國(Бохай,黃色)、契丹(кидани)、室韋、黑水靺鞨等國家/部落形勢圖。(許陳品攝)

宋遼相爭 高麗藉以自保的事大主義

唐代末年,朝廷對內無力節制地方節度使互相攻伐,對外羈縻的影響力也大幅衰微,處於唐王朝邊境、朝鮮半島上新羅貴族弓裔(869─918年)起兵反抗新羅、建立泰封國(又稱大封國、後高句麗),不久大將王建(877─943年)推翻弓裔,改國號為高麗,經過對後百濟的戰爭與接受新羅敬順王(927─935年在未)的「讓國」,高麗王朝於公元936年一統朝鮮半島。

然而,面對高麗西面逐漸崛起的契丹族,儘管雙方曾有互贈禮物的友好舉動,但當公元926年契丹攻滅渤海國時,兩國領土接壤、高麗失去北方屏障,且契丹有逐步向東攻略的態勢,開始衝突不斷。高麗太祖王建鑒於「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鄰,遂絕交聘」,意即王建認為契丹曾與渤海結盟,後來又背信棄義將其滅國,不值得交往,遂與契丹絕交,故當契丹於942年送來50匹駱駝時,王建不僅將駱駝餓死,還把契丹使臣30人流放至海島,從此兩國交惡。

當宋朝建立後,高麗光宗(949─975年在位)便於宋太祖趙匡胤即位的第三年(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遣使入貢,不僅採用宋朝年號,更建立了宗藩關係,這也是高麗從中國五代時期以來一直延續的外交政策——事大主義。宋朝積極拉攏高麗以牽制遼朝,阻其長驅南下全力攻己;另方面,高麗為求自保,亦努力與宋朝交好,宋與高麗之間形成緊密的外交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麗觀察到宋遼之間的戰爭互有勝負,自己既需要宋朝的綾絹、錦羅、白絹、禮服、瓷器、金銀器、酒、書籍、樂器等大量精美工藝品,促進本國的典章制度、文化藝術發展,又希望近鄰的遼朝不會輕易攻己,所以在兩強對決時並未徹底的「選邊站」或「一邊倒」。

高麗有時向宋朝修好、稱臣納貢,有時又迫於遼的軍事力量而被迫臣服,奉遼為正朔。台灣史學研究者張幸如認為,高麗反而是自在遊走於遼、北宋兩強之間,既顧全了遼在高麗的宗主權,使高麗的國防安全無虞,又可得宋朝方面文化與經貿上的利益。這種深具彈性的外交政策,使其不但未變成遼宋二國相爭下的犧牲者,反而成為遼、北宋、高麗三國中的最大贏家。

公元1636年,清軍兵臨朝鮮漢陽城下,朝鮮仁祖避居南漢山城的守禦將台。(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迨女真勢力在中國東北崛起、建立金朝,高麗看遼朝國勢日衰,隨即停止奉遼為正朔的外交舉動,並在遼亡金興的國際秩序變動時刻保持了觀望,為的還是秉持「事大主義」:首先要先辨別誰才是該事奉的大國。因此,當宋朝欲重新對高麗國王冊封時,高麗予以了婉拒,保持着「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遼朝徹底亡於金,金兵大舉南下攻宋時,高麗亦拒絕了北宋以經濟為誘因的乞援,意味着高麗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文化和經貿需求的順位只能退後,並在宋、金之間做出了抉擇:奉金為上國,並上表稱臣、納貢。這不僅保證自己的國祚綿長、寸土不失,還在遼金戰爭時取得了保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郡),百年間無重大戰事。

時過境遷,到了元朝末年,雖然蒙古鐵騎已無建國之初的威風赫赫,但退往北方草原的北元政權仍是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所以即使在朱元璋(1328─1398年)建元稱帝后,高麗雖出兵元朝在咸鏡道的雙城總管府、殺死元朝派去的使者、停用元順帝「至正」年號,亦遣使明朝要求冊封、奉明正朔,但在恭愍王遇弒後,再次轉向親元,實行兩面外交,如辛禑王在位14年裏,高麗先後9次遣使至北元告喪、謝冊命、賀節日、賀郊祀、賀改元等,北元也曾10次遣使高麗,或冊封,或詔告改元、頒敕,以及企圖聯合高麗進攻明朝。

後金龍興 朝鮮卻以「再造之恩」一面倒向了明朝

在李成桂(1335─1408年)自立為王、建立朝鮮王朝後,即使「事大主義」依然被奉為國策,但《南風窗》東亞事務觀察員趙博淵認為,該國策執行到王朝中後期,未能審時度勢、教條化嚴重,最終演變成不容侵犯與修正的政治正確,凌駕於本國利益之上,最終導致屈辱地與後金簽訂城下之盟。由於明軍積極介入「壬辰倭亂」(萬曆朝鮮之役,1592年、1598年),終將日軍逐出朝鮮,使「藩邦」得以「再造」。朝鮮舉國上下在慕華、事大情感中更增加了強烈的感恩思想,對明朝的認同更進一步,稱「萬曆再造之恩,將百世不可忘也」,並仿朝鮮社稷壇建立「大報壇」,採用祭天的禮儀,但規制卻比社稷壇還要高,其隆重程度也遠高於宗廟祭祀,以祭祀、紀念明神宗的「再造之恩」。

因此,當明軍在薩爾滸之戰(1619年)大敗,朝鮮仁祖(1623─1649年在位)未能認識到後金已崛起成為新的大國,卻持續奉行反後金親明朝的政策,終止與後金的貿易,同時允許明將毛文龍(1576─1629年)以朝鮮鐵山城為根據地,不斷襲擾後金,致使1627年、1636年皇太極(1592─1643年)兩次發兵攻打朝鮮,並兵臨朝鮮京城漢陽府(今韓國首爾市),朝鮮仁祖只好出走至南漢山城避難,最後出城投降(丁丑下城),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大禮谢罪,被迫同意長子、次子至清盛京(今遼寧省瀋陽市)作為人質、還需向清朝稱臣、朝貢,喪權辱國。

綜觀高麗、朝鮮兩個歷史上的王朝,藉由「事大主義」,在東亞國際局勢變動之際,以小國之姿遊走於各方之中、不輕易「選邊站」,保持外交彈性,不但保全自身且獲得好處。然而,像朝鮮仁祖時選擇「一邊倒」傾向日薄西山的明朝,後果將是滅頂之災。以史為鑑,甚麼才是理性且負責任的抉擇,已經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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