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思想】對話柯華慶・上：中共理論班底為何跟不上習近平的步伐
對中共而言，2021年是一個特殊年份。99年前的1921年，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等地和日本的13位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與兩名第三國際代表抵達上海法租界召開代表大會，被迫中止後，改為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
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共黨員已超過九千萬人，成為世界最大政黨，而其所帶領的中國也已和百年前的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作為一個理論型政黨，在臨近建黨百年之際，中共將如何直面當前面臨的理論危機？備受關注的「習近平思想」會否最終冠名？
《香港01》就此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黨導立憲制」的提出者柯華慶。此為訪談第一篇。
01：6月中旬，中共智囊、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中共理論黨刊《學習時報》發表題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長文，因何毅亭的特殊身份，該文被外界認為是某種政治訊號。在你看來是否如此？
十九大之後，內地各高校都成立了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過去幾年，學界理論界對此的研究成效如何？明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屆時會否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直接冠名為「習近平社會主義思想」，或簡化推高為「習近平思想」？
柯華慶：在正式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首先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在採訪中所談到的「習近平」並不僅僅指習近平個人，因為「習近平」所代表的是當代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把握時代脈搏和反映人民願望的偉大人物可以加速歷史進程。
何毅亭的身份確實比較特殊，而且以同一個標題的文章他發了兩次，這是比較罕見的。第一次是2018年5月18日，此前的5月4日紀念馬克思（Karl Marx）誕辰兩百周年時，習近平有一個關於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講話，所以何毅亭隨後寫了這麼一篇文章。6月15日，他又用同一個標題又發一次。
「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是習近平提出來的。據我所知，2015年1月2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就「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提出「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和實踐的發展，不斷深化認識，發展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當時沒引起理論界的注意。2016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又強調了這個問題，特別提出「繼續發展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不斷開闢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2016年與2015年表述的區別在於，2015年將「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融為一體，比較狹窄，而2016年是分開表述的，可以理解為既要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同時是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二十一世紀是世界的，提供了從中國到世界的可能性，是一個進步。2018年5月4日，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大會上講話的標題就是「不斷開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已經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界自然也就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聯繫起來討論了。
習近平為什麼一方面強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同時強調「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其實也是何毅亭先後兩篇文章的兩個側重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有着不同的意義，前者是指中國的，後者是面向世界的。
何毅亭6月中旬那篇文章的最大意義，就是明確了習近平思想的世界歷史意義，是要走向世界。如果你了解黑格爾（Hegel）哲學就會知道，黑格爾哲學中，主導世界歷史的是絕對精神，而德意志民族是絕對精神的代表。
可以說，何毅亭的這篇文章代表了各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的一個最新成果，但是從這篇文章中讀不出習近平思想的內涵和外延究竟是什麼。馬克思是偉大的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馬克思是學法學出身，也是法學家、政治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基本上停留在讀馬列經典文獻和領導人講話，達不到哲學的高度，所以很難對習近平思想提出一個綱要式、體系式的總結。
至於冠名的問題，按照慣例，會以「習近平思想」稱呼，因為「鄧小平理論」最初的表述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我認為這個表述沒有反映大歷史、大時代的特徵，另外也違反學界的基本常識。
01：如你所說，讀完何毅亭的文章，再結合理論界圍繞習近平思想的一些說法，明顯的感覺是，中共的理論班底並沒有跟上習近平的步伐和野心。
一方面，從何毅亭兩次所發長文來看，空話套話居多，並未清楚表述習近平思想本身的內涵和外延，以至於外界至今還是一頭霧水。這樣的情況自十九大報吿中首次提出「習近平思想」起便一直存在；另一方面，習近平在2016年的哲學社會科學大會上也明確表達過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水平的擔憂。
對於「中共理論班底能否跟上習近平的步伐和野心」，你怎麼看？面對中國的社會實踐，中共該如何建構新的理論體系？
柯華慶：你的判斷是對的。空話、套話、廢話太多是中國理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絕大多數理論文章是評論式的、講話稿式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理論界普遍缺乏實證精神和邏輯精神，建構理論體系的能力欠缺。
中國理論界比較熱衷於「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把自己放到古代或者外國的理論裏面，是書蟲；很多人認為「六經注我」境界比較高，實際上也不高，因為「六經注我」主要是以自己的主觀思想為標準，尋找古今中外經典知識註釋，所以主觀性比較強。由此，你會發現中國理論界提出的所謂理論，普遍是「短平快」式的。譬如在已有理論前加上「中國特色」或者加個「新」字，未必真的有創新。
在我看來，「中國特色XX制度」和「中國特色XX道路」是成立的，但「中國特色XX理論」則是沒有受過學術訓練的表現，因為理論都是普遍的。任何原創性的哲學、社會科學都是民族性的、時代性的，同時又是以普遍性表現出來的。像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儘管寫出來的東西是抽象的，但羅爾斯是根據美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的各種實際問題來寫的。
理論是有層次結構的，理論的建構需要立足所處時代的事實，根據這個事實來提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題，通過邏輯推理得出一系列命題，進而預測未來的發展。如果只是說過去的，這個理論是「馬後炮」。預測是有風險的，未來的事實可能直接挑戰這一理論，通過事實不斷進行檢驗，證實或者證偽，通過這樣的過程理論才能逐步豐富和成熟起來。
習近平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做了非常重要的講話，這個講話我仔細讀了幾遍，我認為這個講話是知識界應該轉型的綱領性文件。講話特別提到已有的理論已經解釋和說明不了當代的中國，用習近平的話說，「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四年過去了，哲學社會科學界基本仍然停留在言必稱希臘、儒家，或者中共領導人，原創性的理論極少。反倒是一些被主流學界鄙視的民間哲學家、民間科學家，比較關注現實問題，有不少閃光的思想。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這些人沒有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理論性不足。
01：中國共產黨歷來是理論型政黨，也很注重理論建設。為何到了今天，即將滿百年，反倒在理論建構的問題上捉襟見肘，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柯華慶：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要真正立得住，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理論體系。毛澤東、鄧小平、現在的習近平，他們都有非常高的戰略，他們首先是實幹家，他們每天面對非常多的問題，他們可以利用戰略來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將戰略上升為理論需要經過嚴格訓練，需要花大量時間，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領導人很難在短時間內兩方面都做好，可以說這是理論型政黨領導人的一個矛盾。
以毛澤東為例，毛澤東的理論建構是被逼出來的。有個政治局委員（凱豐）在遵義會議上就直接說毛澤東「你懂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惡補了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他後來寫了不少理論文章，他還專門講授過辯證唯物主義，其中相對集中、精練的就是我們熟悉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毛澤東那個時候如果不做這種理論建構，他在黨內是站不住腳的。
毛澤東曾經說過，「如果你沒有自己的主義，你即使當了領袖，也可能會垮台。」儘管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就在軍事上處於主導地位，但毛澤東真正在黨內確立領袖地位是1943年，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得到黨內認可的時候。我們後來稱為「毛澤東思想」的這些著作，比如《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現在讀起來都會覺得非常有啟發。
鄧小平經過了長期探索，最終在1992年南方談話時才有系統的理論表述，那時候他已經是88歲高齡的退休老人。現在的領導人每天實際工作都排得很滿，根本沒有時間做理論建構，只能依靠政策研究室之類的研究機構，但政策研究室是等級制的官僚機構，跟不上領導人的節奏，達不到領導人的戰略高度，也難有超然的理論建構心態，就事論事式的短平快理論比較多，深層次的理論難以建構出來。身處百年未有之變局之中，沒有新的理論指導是行不通的。當前需要官方、學界和民間的互動，但這種互動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