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馬茶房》：讓電影在後「二二八」說話

1989年，由侯孝賢執導、梁朝偉等人主演的《悲情城市》以隱喻手法帶出二二八事件，首次突破社會禁忌，激起極大迴響。影片也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成為台灣首部在國際影展獲得大獎的作品。十年後林正盛再次挑戰禁忌，執導《天馬茶房》，找來當時正紅的音樂人林強演唱主題曲、陳章明配樂，並由龍劭華、蕭淑慎，以及最近才捲入「台獨黑名單」的戴立忍主演。如果說《悲情城市》在敘事上以一個家族興衰與一群左翼知識份子的命運作骨架，隱晦地呈現二二八；《天馬茶房》則是以一個劇團、一間茶房與一對男女的愛情，來側寫1940年代，台灣從日本殖民末期、歷經光復，到二二八期間，小人物在大時代下所面對的種種壓迫與抉擇，以及在無奈與悲哀之餘仍不放棄希望的心聲。

「天馬茶房」真有此地，如今原址已被改建為史料陳列室。當時的「茶房」是知識份子、士紳與文藝人士的「聚腳點」，他們在那裏喝茶、交流、暢談時政與祖國（中國）動向。《天馬茶房》中的知識份子與老百姓，多半對「回歸祖國」甚為憧憬，對光復台灣但又印象朦朧的「祖國」寄以厚望。人稱天馬師店主詹天馬（戴立忍），是當年非常有名的電影辯士，也是一名與政界關係良好、交際手段高明的地方士紳。女主角阿玉（蕭淑慎）是劇團的台柱，賣魚丸起家的父親海龍王（龍劭華）擅自撮合阿玉與當地頗有名望的謝醫生之子的親事，阿玉不滿卻又無法違抗父命，直到遇上從上海回台的「知青」阿進（林強），劇情開始起變化。

甫自上海回台的阿進，在「天馬茶房」搬出一大箱由上海帶回台灣的唱片，把茶房內所有人召集到廂房，然後播放「祖國國歌」。然而中華民國國歌中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卻被茶房內的人聽成、唱成了台語「下麵煮麵，穩當妥當」。這令人莞爾的一幕，真實道出語言隔閡的問題與尷尬。日據時期，台語被禁止使用，因此劇團都有「兩手準備」—若遇上日軍巡視，台上應變措施隨即展開，將背景圖畫換成富士山，演員也會唱起日本歌。天馬師為向日本人示忠，甚至還在天馬茶房入門處地上繪製美、英國旗，讓客人踩踏兩旗。

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民不聊生，好不容易盼到光復，卻更加鬱悶，甚至出現「走了日本人，來了國民政府軍」之感。在電影中，來自大陸的軍官小寶（鈕承澤）因不通日語，加上艱苦抗戰八年，對日本人恨之入骨，氣憤之下槍殺了一名就要離開台灣的日本人。文化與語言上的隔閡不僅造成人與人的衝突，也反映出當時軍警不守紀律、歧視台灣人的問題。當年台灣《新生報》曾報道，「陳儀長官曾屢次下令警察出勤不得帶槍，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警察和專賣局的查緝人員，不但隨便帶槍，而且隨便開槍，這次延平路不幸事件的發生，顯然是他們違反陳長官平日不准他們帶槍的後果。」

1947年2月27日下午，寡婦林江邁一如往昔地在天馬茶房外擺攤賣私煙，在與隔日就要嫁女的海龍王（亦真有其人）買賣私煙時，被查緝員當場逮獲。雙方因語言不通，林江邁在混亂中被查緝員用槍柄打傷頭部倒下，目擊民眾紛紛衝上前欲圍堵，沒想到查緝員在驚慌之下誤射一名圍觀民眾陳文溪。積怨已久的老百姓見此場景，再也按捺不住，包圍公賣局，希望「討回公道」。人群漸多，佔據台北放送局，消息也迅速傳到全台各地。這是二二八事件的開端，主政台灣的陳儀，由此開展長達兩個月的全台血腥鎮壓與清鄉，外省人與本省人皆有死傷，造成至今難以抹滅的傷痛與對立。男女主角也因二二八而陰陽相隔。

《天馬茶房》固然是一部電影，但它演繹的二二八故事與社會背景卻真實赤裸。導演在訪問中曾坦言，這部電影不是要增加仇恨，而是寄望台灣在政權轉移後，一些變動及細微的傷害，需要認真處理。那段經歷白色恐怖後無法輕易說出的血腥暴力史，藉着電影帶出的集體傷痛和記憶，需要繼續被看見和聆聽。「去蔣化」與「還原二二八」成為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