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博評】當評核由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效益

自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以來，校長均以醫學背景居多。以剛獲推薦做新任校長的段崇智為例，便是來自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生物醫學專家，以細胞及分子工程聞名。顯而易見，段教授從事的乃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研究，而非傳統的基礎理論研究，具有很強的社會經濟應用潛力——就算是中大前校長、「光纖之父」高錕，曾經奪得諾貝爾物理學奬，但所從事的何嘗不是應用研究？

產品創新及商品化

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正是推動應用科研、鼓吹「官商學」結合的佼佼者。他在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香港院校在過去十年學術成就卓越，然而學術界欠缺誘因透過產品創新及商品化，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及經濟影響力。他批評現時的大學體制，評核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機制，偏重學術人員的「研究成果」多於實際社會影響。

如我曾在前文提及，教資會在未來數年，將大力推動大學的「社會效益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似是嘗試扭轉學院「堅離地」、不問世事的重要一步。但問題是評估的原則和指標是什麼？假如只一味偏重產品創新及商品化，「為財是用」，那顯然和社會效益評估的願意背道而馳。

環顧現時香港的八家大學，均開始推動各類「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項目，以滿足教資會和社會大眾期望。大學學者願意走出象牙塔，將研究成果惠及普羅市民，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應該得到適當的鼓勵和肯定；但在事事追求量化評估、指標先行的今天，也難保不會出現如當年大躍進般「畝產三萬噸」的笑話。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所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這看似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不容忽視的是，如何「取」、如何「用」，其實深受特定社會經濟情景的影響。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知識產權」的商品化恍如金科玉律，「知識經濟」是城市競爭力的命脈。「知識」若不能打造成「私有產權」和推動「經濟增長」，彷彿便不算是有用的知識？

以上述的高錕為例，在光纖通訊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掀起全球資訊科技革命，造就當今的互聯網世界；但他卻並沒有就研究成果申請任何專利，放棄那肯定屬於天字數字的暴利收入——試設想高錕只是今時今日香港一名普通教授，卻沒有研究成果進行商品化，他又是否能通過社會效益評估，保住那份僅堪糊口的教席呢？

反過來說，假如高錕或其他互聯網世界的奠基人，試圖通過高昂的專利費用謀利，則資訊科技發展和普及必定大打折扣。 知識產權一方面保障了研究者的權益，提供促進科研所需的經濟誘因；但另一方面，同樣會構成知識傳播的成本和障礙。事實上，所有科研皆建基於前人研究和集體創造之上，所有科學家均「站在巨人的肩膞上」（stand on the shoulder of giants），知識產權往往只是將共同資產（common property），圈定（enclose）和轉化為私人財產的過程。

其實只要擁有健全的學院體制，令學者教授們專注於各類應用研究，並取得恰如其份的回報和榮譽，他們實在毋須太過為「錢途」憂慮，過份著重研究成果的經濟效益。應用研究將能以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以非短期謀利需要作為考慮的重點。以此來判斷知識轉移的社會效益，相信能更公平和公正地評價大學的表現。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