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傲慢:關心世界,世界才會關心我們

撰文:She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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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代八十後理應大有與世界接軌的條件,卻在對現狀的無力感和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反而變得「內向」,能關心的事以鯉魚門為界,甚至得以對落後地區民眾的優越感為最後一根稻草,以顯得自己高人一等。
Sheeta
要解決問題,我們先要承認香港已經不再是昔日那個亞洲第一。(Getty Images)

上次長篇大論討論完英語水平,其實讀寫聽講都是「浸」出來的,如今互聯網發達,練習的機會俯拾皆是。英文水平高低不過是結果,缺乏對世界的好奇心才是主因。普遍香港人愈來愈「內向」,不了解香港以外的重要社經議題比英語水平低落令人更憂心。

【Sheeta:有幾想學英語,反映你有幾想融入地球村】

對上一代而言,香港就是世界的中心

這種固步自封的心態源自香港人自以為在世界中心的傲慢。從大飢荒年代開始一直到文革時期,香港受惠於作為一個位於中國邊陲卻又不是中國的沿海城市,一直是各路人馬爭相抵壘的目的地。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對話,是第一次長期離港工作時,我媽說:「人人都想來香港,點解你掉轉頭行,要去啲咁嘅地方?」注意,我當時去的是北京,而且是京奧後最開明、空氣最好的時期。好歹都是個首都,在我媽口中好像我要去無人島一樣。

我的父母來自基層,本來受教育就不多,他們成長的年代資訊、交通又不發達,香港九龍新界就是他們整個世界,對於國外的地理、政治情況,他們僅能根據自身經歷去理解,或者去猜,例如去過一兩次日本,大約會知道東京和北海道距離很遠,要坐飛機才能到,但德國和英國的面積在他們心目中是一樣大。

即使生於中產家庭,父輩的主要致富之道就是北上設廠從事加工貿易。我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跟這班「廠佬」打交道,其中少數有國際視野的早就衝出中國,走遍東南亞、中東甚至非洲大陸。其餘大部份與其說是老闆,不如說是廠長,為歐美的大買家在廣東一帶執行各種節省成本的措施,鮮有對世界時局有什麼個人見解,他們只要管好生產運輸,以及在香港的各種炒賣就可以了。

無論來自什麼階層,對上一代人而言,香港就是世界的中心。他們的優越感來自香港曾經是全亞洲最先進的城市之一,來自魚翅撈飯式的經濟奇跡,來自港星曾紅遍亞洲,總之最好的都在我這裡,別人還爭相仿傚,我又何必辛苦自己去了解其他地方?

要承認香港已不再是亞洲第一

近日重讀一些有關清末洋務運動的材料,才發現香港人的這一份傲慢與當時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朝一脈相承。當時的保守派固然認為西方乃蠻夷之地,不足為患;即使是洋務運動的主將如恭親王奕訢和李鴻章,也只知洋人的船堅炮利,以為「中國但有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其實也是一種傲慢,忽視西方精兵良將背有一其政治制度和哲學作支撐,自以為儒家那一套能獨步天下,沒有如日本明治維新一般將西歐的法學、教育制度和商業模式挪為己用。因此北洋艦隊學得半桶水,據說當時的確是設備最精良海運之一,但軍紀、科研及政治制度不能配合。

這份傲慢經過一百年,來到我們這一代竟然仍陰魂不散。自從我離港工作,開始關心更多新居住地以及世界各地的事並感覺到香港的渺小,但每當我與昔日把酒談論時事的朋友分享,他們都不感興趣甚至覺得我離地。台灣和南海問題等可能影響對北京政府考量香港問題國際事務,以及氣候變化、城市化、全球各地的自治訴求等對中國地方管治政策意義重大的國際議題,隨時比任何一個本地議題對這座城市的沖擊更大,但本地媒體怕讀者覺得艱深難懂,只作蜻蜓點水式報道;朋友間對話更生怕因政見不合而反面,最好不要提起。這個現象在最近兩三年變本加厲,我這一代八十後理應大有與世界接軌的條件,卻在對現狀的無力感和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反而變得「內向」,能關心的事以鯉魚門為界,甚至得以對落後地區民眾的優越感為最後一根稻草,以顯得自己高人一等,將上一代的傲慢無限期延續,只不過再一次為我們提供不費精力望向世界的藉口,對把握自己的命運並無幫助。

要解決問題,首先要承認問題的存在:香港已經不再是昔日那個亞洲第一,也沒有必要成為第一。

如果香港不過是一個海邊小鎮,偏安一隅或者行得通,但是城市是人、貨、訊息和資金的中轉站,天生就是無可避免受外圍政治、經濟、文化影響,要做好這個中轉站的角色可以認叻,但不可以看不起人;可以別樹一格但不可以劃地自限。多少曾經風光一時的大城市在戰爭、貿易、航海等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沒落,被其他更願意和其他地方合作、更有能力掌握世界形勢的城市取代。當我們不再關心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自然不會再關心我們。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