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塑禁膠．策解｜膠、紙餐具之爭的重點是什麼？

4月22日，管制即棄膠製餐具政策（簡稱「走塑令」）開始實施，紙、木、竹等材質的「綠色餐具」開始取代過往的塑膠餐具。不少傳媒重點報道很多食客抱怨紙餐具有異味、易損壞，有論者甚至翻找出科學研究舉證木製或紙製餐具含有威脅人體健康的化學物質、並不比塑膠餐具更加「綠色」云云。不過，這些聲音似乎都錯了焦點，只是將訴求放在「取消走塑」，而非積極尋找更加環保、更加健康的解決方案。

膠製比紙製餐具更健康？

香港人口口聲聲支持環保，但「走塑令」一出，就被渲染得滿城風雨。網上流傳一項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的研究實驗，針對39款不同材質的飲管樣本進行PFAS（全氟/多氟烷基物質測試）。研究發現，幾乎所有紙飲管都被驗出含有PFAS，五個品牌的竹製飲管中有四個檢測到PFAS，唯有不銹鋼飲管未有檢測到任何PFAS。PFAS因其耐熱性和防水性，被大規模應用於工業生產，但它難以分解，並且會在人體內累積。PFAS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尚未有確切的定論，不過一些研究表明，長期暴露於高濃度的PFAS可能與一些健康問題相關。此外，還有一些人質疑，紙餐具的防水塗層和濕強劑，可能會有致癌風險。

該實驗在本地引發不少迴響，並獲多個媒體轉載報道。然而，當他們侃侃而談木製或紙製餐具威脅人體健康時，卻完全忽略以往廣泛使用的塑膠材質同樣存在安全風險。在上述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的實驗中，四個品牌的塑膠飲管中就有三個被檢測到PFAS物質。事實上，在香港仍在因為塑膠餐具的便利性而選擇性遺忘其危害性的時候，很多地方早已因為塑膠降解速度緩慢、塑膠微粒或會殘留人體等問題，愈發重視其對健康的潛在風險。一篇於2022年3月24日發表在《環境國際》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的文章〈塑膠顆粒污染人類血液的發現和定量 〉揭示，人體排除塑膠微粒的速率比吸收到血液裡的速度慢，即人體可能在排除塑膠微粒前就已將其吸收至血液中。同時，根據多項以鼠類進行的短期實驗，塑膠微粒對腸道、腎臟、造血功能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

香港不是沒有人關注塑膠危害。2017年11月22日，時任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就「微塑膠對生態環境及人體健康的影響」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提出口頭質詢；黃錦星回應指將會委託顧問進行研究，再制定適宜本港的方案，並會視乎研究結果考慮進行微塑膠的環境分析研究，範圍可包括海水、沉積物、生物及污染源（如污水處理廠及雨水渠的排放）等。及後兩年，立法會（鄉議局）議員劉業強和民建聯新界東議員葛珮帆，都分別再就有關問題向環境局提出書面質詢，但局方的回答大同小異，只是重申當局正在研究應對措施，包括考慮管制或禁用即棄塑膠餐具，並會繼續宣傳「走塑」文化等等。但直到今天，研究多時的「走塑令」終於實施，一些市民卻顯得驚慌失措，可見政府的宣教工作並不到位。

自備餐具才是解決之道

值得再提的是，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的研究顯示，只有不銹鋼飲管沒有被檢測到PFAS；因此，研究人員建議消費者使用不銹鋼飲管，或者盡量避免使用飲管。這似乎與港府對紙餐具爭議的回應不謀而合，即鼓勵市民習慣自備餐具，棄用即棄餐具，實行源頭減廢——但偏偏，當局卻無法為公眾提供有說服力的解說，未能令大家明白為何環保、如何環保。社會討論環保議題時，常常看作是在「便利」和「環境」之間作出道德抉擇，但實際上，絕大多數的環保行為並非是在保護「自然環境」本身，而是保護人類的「居住環境」，確保其宜居、清潔、安全，從而保護人類自身的生命健康權。因為無論滄海桑田，無論是否垃圾圍城，地球都只是以不同型態進行運轉，而人類的生存狀況卻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

「走塑令」引發的環保餐具熱議聲中，同樣出現類似的失焦情況：反對聲音似乎並非為了尋找更合適的替代方案、並非為了建立更綠色和安全的環境，而是為自己爭取使用塑膠餐具的「權力」。早在紙質餐具致癌傳聞流傳之前，學界不時發表揭示塑膠製品健康風險的研究，環保團體也長期宣傳塑膠的危害性，社會卻鮮見要抵制使用塑膠餐具的聲浪。4月25日，環保署設立的「綠色餐具平台」邀請幾間供應商現場示範餐具的使用，其中一間品牌的竹叉在示範過程中兩度折斷，這一尷尬情節旋即成為網絡熱話，甚至視為「環保餐具不可靠」的證據；然而，人們忽視的是，其他幾間供應商的餐具都成功完成了示範——也就是說，那只是某間供應商的產品質素問題，和餐具的材質本身並沒有太大關係。

最該討論的，卻鮮少討論。針對環保餐具的健康風險和使用體驗問題，應當要求政府引入更好的替代產品，而非繼續使用有毒有害的塑膠；有人指自己的辦公場所未有提供水槽，如果自備餐具則無法及時清洗，那應當督促僱主為僱員提供適切的工作場所和完善配備設施；有人抱怨一些知名快餐品牌提供的紙質杯蓋影響口感、用塑膠匙羹攪拌製作後再換用木製匙羹端給顧客只是「形式主義」，卻沒有質疑有關環境成本最終是由誰來承受。

「即棄」代「即棄」大家都輸

無可否認，部分市民的環保意識確實比較薄弱，但是，作為有為政府，不但不應以此作為政策無法順利推行的藉口，反而應該更加深入了解市民牴觸情緒的因由，再透過更加有效的溝通方式去釋除他們的疑慮。例如，在「走塑令」實施之前，原定4月1日實行的「垃圾徵費」正正因為當局未能清晰交代具體措施而需要臨時押後，結果不但影響政府的管治威信，而且導致市民對環保政策產生負面觀感。此外，2009年推行首階段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膠袋徵費），至2015年全面推行至整個零售界後，當年的膠袋棄置量比2014年減少約25%，但往後幾年，塑膠棄置量卻又出現回升趨勢，可見政策失效。在「走塑令」下，市民日常生活確實增添不便，甚至要面臨新的健康風險；然而，這些代價付出後能夠收穫什麼——相關官員卻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難怪社會各界頗有微詞。

環保署設立的「綠色餐具平台」網頁顯示：「原則上我們應源頭減廢，盡量使用可重用餐具，避免使用任何即棄餐具。在無法避免使用即棄餐具的情況下，才以較環保的非塑膠餐具取代。」可是，觀乎現行政策的邏輯，似乎只是以「綠色餐具」替代塑膠即棄產品，並且期望能因替代品的不便利之處，迫使市民放棄使用即棄產品。問題是，不管哪種即棄餐具的健康風險更高，如果它們的結局都是送去堆填區，這樣的替代又有什麼意義？

進一步問：針對塑膠產品的替代品，政府有沒有計劃同步調整前端的產品製造，以及後端的廢物處理措施？假如政策目標是提高塑膠的回收利用率，就應當降低分揀回收環節的成本，投資能夠回收塑膠的處理設備；假如目標是用紙製品替代塑膠產品，那便應當致力於提升替代產品的產量，降低生產成本，制定食品級別的生產標準，嚴格監管其安全風險，並配備相應處理能力的廢物回收和處理系統，確保紙製品能夠得到比塑膠更好的回收處理。

政府有責改進「即棄文化」

塑膠與紙製餐具之爭的本質，不在於使用何種材質的餐具更環保，而是在於人們的使用習慣。當下塑膠造成污染問題十分棘手，然而塑膠被發明的初衷卻是為了環保。上個世紀50、60年代，人們普遍使用紙袋作為購物袋，製造紙袋需要砍伐大量的樹木，生產過程需要耗費大量的水資源，而購物袋的需求量高，紙袋容易損壞、難以重複使用，因此對環境造成威脅。瑞典工程師Sten Gustaf Thulin經過反覆實驗，發明了輕薄耐用的塑膠袋，期待以此減少即棄紙袋的使用，他本人也會將塑膠袋疊成小塊，隨身攜帶方便購物。但事與願違，由於塑膠袋成本低、易獲得，人們並沒有養成重複利用塑膠袋的習慣，商家反而鼓吹即棄的生活方式（Throwaway Living），以便利之名推銷大量塑膠即棄產品。

當香港亟需向更環保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行轉型時，需要社會上的不同持份者同心協助，才能帶來改變的發生，政府更有責任協助市民轉變生活方式。須知道，塑膠等即棄用品的廣泛使用，不能僅僅歸結於市民們貪圖便利、生活懶惰，而是城市發展追求快節奏、高效率的結果之一，這種即棄文化的盛行，導致大量塑膠袋、外賣餐盒和餐具等即棄用品泛濫成災。試問，如果不是就餐時間有限、用餐高峰期大排長龍，如果家中有寬敞的廚房、下班後有充足的時間可以生火煮飯，外賣和即棄餐具的需求量是否會大大減少？

人均塑膠棄置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南韓，於2018年宣布在2030年之前減少50%的塑膠廢物，並將回收率提升至70%，隨後推出從源頭到末端、循序漸進的一系列政策：2020年之前將塑膠瓶全面改為透明無色的樣式，因為不同顏色塑膠瓶的回收方式和價值不一，此舉可以降低回收的成本；在2022年之前將可回收材質製品的種類由43種增加到63種，從而降低不可回收廢物的比例。此外，南韓政府從2010年起與一些大型連鎖商鋪簽訂協議，減少即棄餐具和塑膠製品的使用量，同時推廣可重用的器皿或購物袋；2018年起又全面禁用堂食顧客使用即棄餐具，並計劃接下來用自帶杯、可重用杯等取代所有的即棄塑膠杯。

建立循環利用的價值觀

反觀香港，「走塑令」除了「一刀切」禁售塑膠之外，還應當積極完善配套措施，建立可重用、可持續的文化。有環保團體就建議，食肆可以為自備餐具的食客提供折扣優惠，推動市民減塑，而這早已在外地廣泛應用。例如，內地一些品牌的咖啡店會給予使用自帶杯的顧客一定價格優惠，從而鼓勵顧客減少即棄杯。台灣更是將這一模式立法普及，自2022年7月1日起實施「自備飲料杯」方案，要求業界必須給予使用環保杯購買飲品的消費者至少五元的折價優惠，而自帶環保杯的材質不包括一次性容器如寶特瓶、紙杯、塑膠杯等，否則將無法享有折扣。香港也有少部分餐飲品牌推出相似的計劃，但普及度不足。

除了推廣自備餐具外，可重用餐具的租借計劃也可能成為未來發展的方向。香港有初創社企推出可重用餐具租借服務，也有環保團體在社區開展小範圍的重用杯借還試驗，例如2021年底，環保團體「綠色和平」聯同4間荃灣路德圍小店推行重用餐具社區實驗，他們聲稱兩日合共節省超過1,470件即棄餐具，餐具歸還率接近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