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變．博評】當軍方無力捍衛世俗主義 誰可阻埃爾多安？
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作風，只是一種基於民粹政治的手段。他在乎的是如何透過伊斯蘭化，擴大他及其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黨羽在社會上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從而建立威權統治…縱使面對不少世俗主義精英及知識分子的反對及抗議，埃爾多安政府仍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事實上，土國有不少潛在的伊斯蘭教徒，長久以來認為自己是凱末爾主義下的受害者。
文：孫超群、尹子軒（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
上文〈核心價值消亡 神權政治復辟？〉提到土耳其的世俗化傳統，以及總統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傾向。
其實，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作風，只是民粹政治手段。他在乎的，是如何透過伊斯蘭化，擴大他及其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簡稱AKP）黨羽在社會上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從而建立威權統治。先了解這點，我們先了解埃爾多安伊斯蘭化政策的本質。
坊間甚少檢視伊斯蘭化政策的本質在多大程度上，威脅了土耳其世俗主義的核心價值。伊斯蘭化有時候與世俗主義兼容，有時候卻與之抵觸。無可否認，埃爾多安與 AKP 脅伊斯蘭宗教的保守力量，以影響土耳其政治，嚴重破壞世俗主義的原則，但是，伊斯蘭化與世俗主義真的相違背嗎？
伊斯蘭化是否必然違背世俗主義？
埃爾多安主政下的教育制度改革值得我們深思。2012年，土耳其議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教育法，要求增加宗教學校（İmam Hatip school）在高中學校的比例。近 20 年來，宗教學校佔整體高中學校的比例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根據土耳其國家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95年至2015年間，就讀宗教學校的高中學生，由10.9%下跌至9.6%。背後的故事是：在1997年，土耳其軍方通過了一項備忘錄，除了推翻當時親穆斯林的總理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並且大幅削減宗教學校。直至2002年 AKP 上台前，宗教學校學生比例佔全國高中，只有2%左右而已。與此同時，高中學校還可以自選伊斯蘭教相關課程作選修課。
再看看其他例子：2013年及2014年，土耳其議會先段通過解除禁止女性公職人員在政府機構（除了法官、檢察官、警察等公職人員），及學校裏（除了10歲以下的女童）佩戴頭巾（Hijab）的法律。及至去年5月，土耳其首家國營銀行 Ziraat Bank 率先推出伊斯蘭金融業務，另外兩間國營銀行 Vakıf Bank 及 Halk Bank 隨後亦正式拓展伊斯蘭金融業務（此制恪守可蘭經教義，不容許提供收取利息的金融產品，而且禁止投資和酒精、豬肉、賭博等有關的業務）。根據土耳其媒體 Daily Sabah 報導，由2005年到2015年這短短10年間，土耳其的伊斯蘭金融產品總值增長了9倍。
由此可見，自埃爾多安上台後，土耳其政府徐徐放寬伊斯蘭教在各方面的影響力及生活方式，這對世俗主義的核心價值造成什麼程度的影響？
多數人暴政下的宗教教育
世俗主義的精神不止政教分離，更多的是助民眾擺脫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及讓人民有權選擇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不受歧視。
以教育改革為例，有些人會認為，伊斯蘭學校的比例只是回到1997年埃爾多安主政前的水平，因此不能證明伊斯蘭教壟斷了教育角色，而且土耳其確實擁有龐大穆斯林人口，市場也許對伊斯蘭宗教教育有相應的需求，更何況，這是選修而非必修科目。根據宗教自由原則，人民可自由選擇參與宗教事務。因此，學校有權根據實際情況開設宗教課堂，以滿足部分人的需求。
但是，有反對者駁稱，什葉阿拉維派佔全國兩成人口，卻被迫上遜尼派的宗教課堂；同時，議會在2014年修改法例，加強了政府委任校長的權力，學校可能因而受到政治壓力，而不開設和庫爾德族相關的宗教課堂，最後出現「多數人暴政」的情況。自由的前提，是照顧少數人的需要，但土耳其教育教改的結果，卻似乎跟「自由的前提」背道而馳。
伊斯蘭化侵世俗主義之說 可能只反映文化差異與市場供求
說到女性穿戴伊斯蘭頭巾的自由，因為頭巾蘊含着宗教象徵，因此有些奉行世俗主義的國家（例如法國）會限制女性穿戴頭巾。相反，亦有些國家如美國，對穆斯林婦女穿戴頭巾的規定較為寬鬆，沒有禁止女性在學校等地方穿戴。
對筆者而言，此類爭議並不牽涉侵犯宗教自由或世俗主義等議題，而只涉及文化差異。只要不造成任何傷害，任何人也可以在公眾場所或適當的地方，穿上民族服飾——除了伊斯蘭恐懼者（Islamphobia），這類人會第一時間將所有穆斯林跟恐怖分子扯上關係，認為表達信仰對他們構成威脅。
隨著穆斯林人口增長急促，為銀行及金融業帶來龐大商機，伊斯蘭金融業務在全球愈見普及，連不少非伊斯蘭國家也參與其中，例如渣打銀行 Saadiq 的業務便涵蓋至英國及新加坡等地區。筆者從來認為這只是市場供求定律，若說伊斯蘭影響力延伸到金融層面，就是侵犯人民的生活自由，那未免誇大其詞，畢竟，伊斯蘭金融業務佔土耳其整體金融事務不過5%。
以上所舉的伊斯蘭化例子，並非全部跟世俗主義與宗教自由等核心價值矛盾。無可否認，伊斯蘭的影響力的確在現今土耳其社會中無孔不入，但這是否全然侵犯了凱末爾當初定下的世俗主義規條，仍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埃爾多安打「伊斯蘭牌」 從民粹政治得益
釐清了伊斯蘭化與世俗主義之間的關係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政策，已經超出了政治、教育及公共空間的範圍。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埃爾多安並不在乎伊斯蘭化政策是否針對世俗主義，他在乎的，是如何透過此政策，擴大他及其黨羽在社會上無孔不入的影響力，慢慢建構他的極權根基。當政府一方面主動地制定公共空間以外有利伊斯蘭勢力發展的政策（如金融、社會風俗），一方面被動地「積極不干預」社會整體的伊斯蘭勢力發展，待時機成熟時，埃爾多安便能奉真主之名、假穆斯林之手，實施真獨裁統治。
社會趨向伊斯蘭化確實有助埃爾多安的統治根基。在2014年的總統選舉中，他贏得了接近五成二的選票；2015年第二輪國會大選，AKP 更奪得過半數議席（在 550 議席中取下 317 席），得以繼續執政。縱使不少世俗主義精英及知識分子反對並抗議，埃爾多安政府還是具備一定民意基礎的。埃爾多安經精心計算，明白打「伊斯蘭牌」的確能夠成功籠絡群眾。事實上，土國有不少潛在的伊斯蘭教徒一直認為自己是凱末爾主義下的受害者。
從政客角度出發，伊斯蘭化的作風也許只是一種民粹政治的手段。
一向制衡伊斯蘭化的軍方遭清算 世俗主義捍衛者角色褪色
土耳其社會有力量制衡埃爾多安去世俗化的傾向嗎？坊間不少評論認為，這方面，軍隊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土耳其軍方為傳統的「憲法保護者」，根據 1961年 修改的憲法第35條，「土耳其軍隊有義務保護及捍衛在憲法中所定義的土耳其共和國」。從 1960年代開始，每當執政政府稍有伊斯蘭化傾向，軍隊便會發動政變捍衛之。
然而，自埃爾多安上台後，不少世俗軍官均被政治清算，而今次政變失敗，或可能進一步打擊國內世俗派勢力，令埃爾多安清算軍隊更出師有名，而政變亦能推高埃爾多安及其宗教保守派的民望。世俗勢力會否因而一蹶不振，還是舊調重彈再策劃政變，仍是未知之數。
以國際政治制衡 減慢走向神權政治的步伐
另一說法指出，現實政治是阻止埃爾多安伊斯蘭化的最後壁壘，最終有可能令其因應政治現實而妥協。例如，為達到加入歐盟的條件，土耳其議會在今年2月通過在國民身份證上撤除註明宗教信仰的項目欄。此項目欄長久以來遭受非議之因，是基本上所有人的宗教信仰都會被「伊斯蘭教」，嚴重破壞世俗主義的原則。
由此可見，埃爾多安仍可能為現實政治考慮，願意作出取捨，國際社會的規範對其政權還是有一定力量的，可制衡土耳其走向神權政治。
神權政治復辟否 還看埃爾多安如何看待國際政治現實
經過凱末爾主義90多年的薰陶，世俗主義已在土耳其民間紮根，要完全打破世俗主義規範並不是一件易事。加上面對內憂外患，土耳其受到現實政治的局限，當務之急是爭取更多盟友，而非繼續一意孤行。大膽的伊斯蘭化傾向只會帶來政治自殺，畢竟世俗主義的土耳其仍是國際社會的規範與共識。
奈何，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傾向愈來愈排他。經過今次流產政變後，軍人制衡伊斯蘭政府的機制失調，只能寄望埃爾多安會考慮現實國際政治，作出取捨。
世俗主義在土耳其正悄悄地褪色，似乎離復辟昔日奧斯曼蘇丹國之路漸近了。
【編按：本文作者為國際關係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孫超群及該會國際關係研究季刊副總編尹子軒。】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