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專欄

香港的街頭小販，曾是城市煙火氣與基層文化的象徵。開埠初期，小販隨轉口貿易的興起而蓬勃發展，被視為經濟與社會穩定的重要部分。七十年代，港府透過停發牌照、設立小販認可區來解決市容衛生問題；回歸後，政府更以資助形式鼓勵小販交回牌照。儘管2009年起放寬政策，重新簽發部分牌照，但持牌固定小販攤位從八十年代末的2萬個大減至近年的不足5000個，流動小販幾近消失。

這種從包容到嚴格規管的轉變，削弱了小販對地區經濟的貢獻，更淡化了其文化價值。小販文化遠不止於市井煙火的表象，而是城市空間設計、文化符號和微型經濟形態的綜合體現。戰後物資缺乏時，有小販獨創出碗仔翅、雞蛋仔，讓港式街頭小食揚威海外；「水餃皇后」臧姑娘從木頭車擺賣到創立「灣仔碼頭」品牌，其勵志故事更被搬上銀幕。這些案例證明，小販既是基層自強的象徵，亦是文化創意的孵化器，更是維繫社區情感的紐帶。這份文化與精神價值，正是香港需要珍視與傳承的資產。

放眼全球，小販文化從未被簡單視為「市容問題」，而被賦予了更高的文化與經濟價值。新加坡將小販中心成功申遺，正因其促進社區互動、凝聚多元族群的社會價值。當地政府開放牌照市場，允許牌照轉讓與重新分配，並推行培訓計劃引進新血，避免行業斷層。歐洲的聖誕市集則展現了小販文化的季節性魅力，德國紐倫堡聖誕市集將美食、手工藝與表演藝術融為一體，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並通過乘數效應帶動相關產業。悉尼、倫敦等地也通過活化市集並制定發展指引，打造獨特的文化地標。內地的經驗同樣值得借鑒，深圳近年放寬路邊攤販限制，劃定專屬區域，夜市人流較以往增幅逾倍，成功激活夜間消費與城市活力。

相比之下，香港的小販文化雖有深厚根基，但政策多年來側重執法，將小販與「阻街」劃上等號，未能充分發揮其文化與旅遊潛力。小販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空間的治理邏輯。香港長期將公共空間高度規範化，市民參與規劃的權利被壓縮，小販更被視為「秩序破壞者」。

政策遵循「以人為本」　小販不應「強制管理」

根據香港法律提到，香港市民擁有營業權，且「香港人的營業權主要指在香港合法經營業務的權利，包括成立和經營各種商業實體」，然而法律並沒有明確對於「小販」或者「流動攤販」背後所體現出的香港市民營業權進行明確定義。僅僅從市容市貌的角度來講，究竟小販有無阻街或影響環境，政府執法人員擁有絕對的解釋權，攤販經營者並無議價空間。然而從公民營業權的角度而言，似乎從現行法律出發，兩者之間的議價空間發生改變，不禁讓人心生疑問：小販的營業權是否需要保障？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眾素質的提高，政府管理日益現代化和科技化，流動商販對社會秩序、衛生、安全的影響應是越來越小的，流動商販不但不是一座城市的負擔，反而能緩解城市內部的就業壓力，便利市民的生活。任何的治理模式都不會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治理的目的。政府政策需要堅持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流動商販的營業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政府不應該從「強制管理」的角度出發，而應該考慮如何為流動商販提供更安全便捷的營商環境，任何一種管理都應該是融入在溫和的、包容的社會氣氛中的。流動商販未來的出路在哪裏，政府依舊任重而道遠。

為喚醒小販文化的潛力，政府需重新審視相關政策，設立規範化管理框架，同時優化公共空間利用，將小販文化融入城市設計與規劃中。一座城市的靈魂，不在摩天大樓的光鮮外表，而在街角巷尾的人情溫度。香港的小販政策不應止步於「取締與收容」，而需重塑其文化與經濟價值。唯有拆牆鬆綁、創新治理，方能讓小販從「城市問題」轉為「文化資產」，將一個減號變為一個加號，在現代都市中煥發新生。

作者江玉歡是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執業律師。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