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發者｜簡樸房是否軟對抗？房策的治理困境與意識形態博弈
香港的房屋問題長期以來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這座城市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與治理困境。近年來，特區政府推出的「簡樸房」政策，旨在改善劏房居民的居住環境，卻引發了關於政策有效性與政治意圖的廣泛爭議。本文將從多角度剖析簡樸房政策與「軟對抗」現象之間的複雜關係，探討香港房屋政策為何陷入「治標不治本」的怪圈，並分析政府在處理劏房問題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考量如何壓倒了實際民生需求。通過檢視簡約公屋的成效、大數據應用的缺失以及民間創新方案被忽視等問題，本文將揭示當前政策背後的深層次矛盾，並對香港房屋問題的出路提出建設性思考。
簡樸房政策的表象與實質：規管主義的治理困境
香港政府於2025年6月正式向立法會提交《簡樸房條例草案》，標誌着對劏房市場的全面規管進入立法程序。根據草案內容，所謂「簡樸房」必須符合一系列最低標準，包括內部樓面面積不少於8平方米（約86平方呎）、設有獨立廁所、滿足消防安全與結構安全要求等。從表面看，這項政策旨在提升分間單位的居住品質，結束香港長期存在的「上床下廁」等非人居住環境。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更樂觀預測，四年後將有約8萬個合規格的簡樸房供應市場。然而，這種「規管主義」的治理模式，實際上卻迴避了劏房問題的核心——供應不足，轉而將責任轉嫁給業主與市場。
簡樸房政策的設計存在多重矛盾。一方面，政府為現存分間單位設立為期12個月的登記制度，並給予36個月的寬限期進行改造；另一方面，卻未同步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或技術支援，特別是對資本有限的老業主而言，改造成本可能成為沉重負擔。
為什麼房屋局不可以像教育局/發展局推出改裝辦公大樓和酒店成為學生宿舍的模式 ，提供更多合理居住水平的小型單位 ？ 更為關鍵的是，政策完全忽略了租金管制這一核心問題——即使劏房改造為簡樸房，在供應未增加的情況下，租金很可能因改造成本轉嫁而進一步上漲，加劇基層負擔。何永賢雖聲稱近年劏房租金下跌1.9%，但這一數據與私人住宅租金8%的漲幅相比，恰恰反映了劏房市場的價格剛性與基層租客的議價能力薄弱。
從治理邏輯來看，簡樸房政策體現了香港政府迴避結構性改革的一貫作風。政府選擇對現有市場進行規管而非直接介入供應，反映出一種「最小政府責任」的意識形態，與解決劏房問題所需的積極干預主義背道而馳。這種做法與新加坡政府大規模興建組屋、直接滿足居民住房需求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批評直指核心：政府應首先建立全面的劏房戶名冊，透過針對性供應政策幫助居民脫離困境，而非將責任推給市場。這種「規管代替供應」的思路，正是簡樸房政策難以真正解決問題的深層原因。
從「軟對抗」到「真破壞」：房屋政策中的政治敘事建構
近年來，「軟對抗」一詞在香港政治語境中頻繁出現，特首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報告》中明確將「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企圖挑戰中港管治」的行為定義為「軟對抗」，並強調《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將對此進行規制。這種論述難免令人以為，當局將社會各領域對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見——包括對房屋政策的批評——都納入國家安全框架下審視，形成了一種「泛安全化」的政治敘事。在這種敘事中，公務員未能「主動維護國家主權」也被視為某種形式的對抗，但是房屋政策這類民生問題被賦予了超出其本身的政治意涵。
將簡樸房政策置於這一政治語境下觀察，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弔詭現象：政府不作為本身可能成為「軟對抗」的源頭。當局聲稱要防範「透過社會議題挑起矛盾」的「軟對抗」，但過去多年對劏房問題的漠視恰恰導致了民怨累積，為社會不滿提供了土壤。香港目前有逾20萬人蝸居於環境惡劣的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僅約6平方米，這種長期未解決的民生困境本身就是對政府管治能力的質疑。當局如今以簡樸房政策作為回應，卻又拒絕採納大數據分析、產業化解決方案等創新手段，這種落後治理模式與市民期望之間的落差，反而可能強化社會的對抗性格。
更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將年輕人申請公屋標籤化為「躺平」群體的言論，反映出一種責難受害者的思維模式。這種論述將住房問題歸因於個人選擇而非結構性供應不足，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社會分化。現時香港「連消極應對政權都唔得」，任何不積極配合政府政策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軟對抗。這種「非友即敵」的二元思維，使得房屋政策討論失去了理性空間，民生問題被政治話語所淹沒。
供應短缺與政策失靈：簡約公屋的局限與民間創新的忽視
面對嚴峻的住房短缺，香港政府近年推出了「簡約公屋」作為過渡性措施。李家超政府宣稱這一創新政策已使公屋輪候時間從6年縮短至5.3年，但這一成就與龐大的需求相比仍顯得杯水車薪。目前仍有超過30萬戶家庭輪候公屋，而簡約公屋的目標僅為3萬個單位，供需缺口依然巨大。更為關鍵的是，簡約公屋多位於元朗等偏遠地區，缺乏就業機會與社區配套，對居於市區劏房的基層家庭而言，搬遷意味着工作、子女教育與社會網絡的中斷。這種地理錯配問題使得簡約公屋的實際效用大打折扣。
與政府政策形成對比的是，香港民間已自發探索多種住房解決方案。有年輕人開發配對平台（app），幫助租戶尋找價格合理的小型居住空間；社會企業嘗試改造工廈為過渡性住房；更有團體提倡利用市區重建局空置單位或發展商暫時未開發的土地作臨時住房用途。這些自下而上的創新方案，本可作為政府政策的有益補充，卻因缺乏官方支持與制度認可而難以擴大規模。政府對民間創新的漠視，反映出一種官僚慣性思維——寧可堅持傳統公屋建設模式，也不願擁抱創新可能帶來的治理風險。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出的「產業化」解決思路尤其值得關注。該建議主張透過系統性數據收集，精準掌握不同類型劏房戶的需求，並以此為基礎設計多樣化的住房方案。這種數據驅動的政策制定方式，本可幫助政府擺脫「一刀切」的思維局限，卻因當局對大數據應用的消極態度而未能實現。在數字治理已成為全球趨勢的今天，香港房屋政策仍停留在「經驗決策」階段，缺乏科學化的需求評估與效果監測機制，這無疑加劇了政策失靈的風險。
意識形態優先於民生：房屋政策中的政治考量
深入分析香港房屋政策的演變，不難發現官僚行政方便考量經常壓倒社會需要。政府將簡樸房立法置於優先位置，卻延緩了粉嶺第17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理由是「地質複雜，地基成本高」。這種選擇性推進項目的做法，令人質疑當局是否真正將住房供應作為首要任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辯稱要按「成本效益」調動項目優次，但對數十萬輪候公屋的市民而言，這種解釋難以平息對政策優先次序的質疑。
更為深層的矛盾在於，香港房屋政策被賦予了超出其本身的政治象徵意義。政府強調加強「愛國精神和國安意識」培訓，甚至把簡樸房立法與「愛國者治港」原則相聯繫，這種政治掛帥的思維模式，使得社福機構與民間智庫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被削弱。結果是，像簡樸房這類政策更注重形式合規（如設置獨立廁所）而非實質居住品質提升，更強調「依法取締」而非「以人為本」的解決方案。
政府對「軟對抗」的過度關注，也導致了資源配置的扭曲。當大量行政資源被投入國家安全教育展覽廳建設、公務員國安培訓等形式化項目，房屋政策所能獲得的注意力與執行力是否受到擠壓？這種安全化思維與民生領域的對碰，使得香港治理日益呈現「重政治輕民生」的傾向，進一步加劇了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諷刺的是，這種不信任恰恰可能成為政府所擔憂的「軟對抗」的溫床，形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超越對抗思維：香港房屋政策的出路思考
要打破香港房屋政策的僵局，首先需要超越「軟對抗」與「硬規管」的二元對立思維。將政策批評一律視為「對抗」，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會扼殺政策優化所需的理性討論空間。政府應當承認劏房問題的複雜性，接納包括學界、社福機構、民間團體在內的多方意見，形成包容性治理框架。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出的「官、民、商、社通力合作」模式，正是指向了這一方向。
在具體政策層面，「供應側改革」仍是解決劏房問題的根本出路。這不僅意味着加快公屋建設速度，更需要創新土地開發模式，釋放閒置土地資源，並考慮引入過渡性土地使用政策。同時，政府應積極採納大數據技術，建立全面的住房需求數據庫，實現精準施策。對於無法立即獲配公屋的劏房戶，可借鑑國際經驗，提供定向租金補貼而非單純依賴市場自我調節。
對簡樸房政策本身，應當進行務實調整；一方面加強對業主的技術與財政支援，確保改造可行；另一方面設立租金調節機制，防止改造成本全數轉嫁租客。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同步推進《床位寓所條例》的修訂，將規管範圍擴展至太空艙、籠屋等劣質住所，避免簡樸房政策導致居住問題在不同形式間轉移。
從長遠來看，香港需要一場住房觀念的變革。將住房視為基本權利而非單純商品，將住房政策從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回歸其改善民生的本質。這要求政府擺脫「規管即治理」的思維定式，真正承擔起提供適足住房的國家義務。只有當每位市民都能享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時，「軟對抗」的社會土壤才會真正消失，香港才能實現真正的「由治及興」。
香港的房屋困境非一日之寒，也不可能通過單一政策一蹴而就地解決。簡樸房作為一種過渡措施或許有其必要，但若將其視為終極解決方案，則無異於自我欺騙。真正的變革始於承認現有政策的局限，勇於探索創新路徑，並將市民福祉而非意識形態純度作為政策評估的最高標準。在這條路上，香港仍有很長的距離要走，但方向已經清晰可見——更多的供應、更聰明的治理、更包容的社會對話，以及最終，更公平的住房權利分配。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