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塘順嫂，簽了名就要負責；官場常秘，簽了名無需負責？

楊志剛專欄｜揚言自得

舊時內地官場有項潛規則：「刑不上常委」——即無論出了什麼事，國家最高領導層的政治局常委都不會被追責。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打破了這項潛規則，推動全國公務員奮發圖強，成為國家高速發展的動力。但今天香港官場卻依然在上演「刑不上常秘」的政治劇，至今尚未落幕。如何打破這項潛規則，落實公務員問責？

冒牌水事件爆發後，財經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黎志華在記者會開腔第一句話就是：「政府採購政策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工作。」常秘一開口，就承認這是財庫局的工作，勇於承擔，獲得公眾好感，值得點讚。

但且慢，再讀一次：「政府採購『政策』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工作。」噢！原來常秘是在「劃清界線」，因為財庫局負責的，只是「政策」：政策要求採購時要「物有所值」，你卻買了假貨。這違反了政策要求，純粹是執行上的錯失。

常秘就是有常秘的水平。推卸責任，可以推卸得這麼「勇於承擔」。

作為常秘，黎志華先生如果有承擔精神，他深思熟慮後在記者會的第一句話應該是：「批核這份冒牌水投標的，是中央投標委員會。我作為投標委員會主席，在批文上正式簽署。責任在我。」

但在整個記者會，及官方的論述中，從來沒有提及「中央投標委員會核准該份標書」。為何這個重點訊息可以避而不提？

在法律上，在道理上，在人情上，誰在批文上正式簽署，誰就要負責。官塘順嫂，在任何文件上正式簽署，就要負責。官場常秘，在官方批文上正式簽署，卻可以說：我只是負責「政策」；雖然是我簽署批文確認該公司中標，但責任是在拿着批文去該公司買冒牌水的部門。

這幕政治劇的男主角是物流署署長。他嘗試把事情定調為「訛騙事件」，並報警調查，希望拘捕了罪犯，事情便可告終。但導演知道事情鬧得這樣大，沒有高官問責，難以服眾。於是署長在記者會上要公開道歉，承認不足，等於公開認罪。在這幕政治劇，署長扮演的「丑角」已經定型，問責的主體已經確定。

香港官場的慣例，是出了事便成立調查委員會等進行檢討和審查，然後作出建議和跟進。今次為何這樣火速敲定一名正署長級高官為問責主體？我們要翻看這政治劇的前一幕。

「冒牌水」事件爆發後，全港市民都欲追究：誰要為此事負責？事發時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剛好休假。但他一回港後，來不及上班，便馬上於周日召開緊急會議，會後正式公布：「責成物流署承擔主體責任。」

為何局長同時宣佈的兩項調查工作還未開展之前，便即時敲定署長承擔主體責任？其中一項調查是：「審視現有政府採購機制，以堵塞可能出現的漏洞。」現在有無漏洞都未知，局長卻可以敲定「物流署要承擔主體責任」？為何調查範圍不包括中央投標委員會在事件中的角色？

局長剛剛休假完畢，還未有時間摸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便馬上要開緊急會議、又要開新聞發布會。緊急會議要作出什麼建議、見記者時說什麼？如何回答記者尖銳的問題？可以想像局長壓力如山。

為何安排得如此緊急？事情既然如此緊急，為何不按政府一貫做法，由署任局長及早處理？為何要拖到局長回來？

「先拖後急」的後果，是局長一回來便面對如山壓力，未必有充足時間去細想已經安排得妥妥貼貼的緊急會議文件、作出的建議、記者會局長發言稿、常秘發言稿、署長道歉等。在局長喘不過氣時，統籌工作卻細緻得發了官方照片，讓公眾看見局長身穿便服，在星期日主持緊急會議，急全港之急。

按往屆政府的做法，類此的內部會議是不會發新聞照片的。但發照片帶出的「急市民所急」形象，是感受到的細緻。統籌得這樣周全，局長豈能不放心採納？

先拖後急的另一個後果，是對主體責任的一錘定音，是由局長親自敲定，夠權威，而非由署任作出。於是有了局長未查先判的定調、然後有了署長的道歉。「刑不上常秘」的政治劇順利上演。

問責必須公平，我們不宜深責常秘和署長。他們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一如既往，因循守舊，把合約批給過往奪標的英資大公司。但他們卻敢於嘗試和創新，拒絕因循守舊，把合約批給未聞其名的的國內公司。他們摒棄了一直為人垢病的公務員文化，能夠破舊立新，兩人都應該記功。

公務員文化就是因循守舊，安全至上。這使新進公司和創業者原本永遠沒有機會贏得投標。我們一直強調：為鼓勵創新，必須要包容失敗。常秘和署長這次打破常規，卻因此而買錯水，我們應該包容。否則，此事會嚇到其他公務員不敢嘗試，實行「不創新便不會錯」，「因循守舊最安全」。那會是冒牌水帶來最惡劣的影響。

這惡劣影響已經出現。康文署採購波鞋，12年來一直採購同一牌子的日本波鞋。今年轉而採購價錢便宜得多的另一品牌，竟然可以引起百多名員工抗議。12年採購同一個貴牌子，直到政府因財赤困擾，轉而購買更物有所值的品牌。這值得肯定，卻居然可以引來抗議。

買錯冒牌水的署長，不可能親自審查投標公司和負責人的背景、以及所提供資料的真偽。但該署的中層公務員在他帶領下可以這樣敷衍失責，署長自然要問責，而直接負責背景審查的中層公務員，亦須被追責。

對常秘來說，我們同樣不宜深責，原因和署長一樣。中央投標委員會不認同只讓來來去去同樣幾家大公司奪得投標，原意嘗試將機會給予新進公司既合乎品質要求，又具競爭性的投標，這值得肯定。

但常秘作為最高級別公務員，不主動承認責任，卻以聰明手法推卸責任。該影響的惡劣，超過審批投標時的一時疏忽。如果這類手法得逞，其他公務員會有樣學樣，這對特首提出的「高級公務員責任制」，造成惡劣影響。

事件還未完結，常秘仍然有機會以功補過，主動承擔，打破香港官場「刑不上常秘」的潛規則，為高級公務員責任制作出貢獻。否則，我們只能期望特首親自動手打破這項潛規則。

作者楊志剛是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中文大學前專業應用教授。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