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的意義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1989年雖然在文章《歷史的終結？》的標題用了問號，但他對一己看法顯然抱有信心，以至於斷言天安門學生運動只是個開始，將逼使中國政治制度改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失去競爭力，各地的非自由主義勢力不再以其馬首是瞻，中國大陸反而會受代表勝利的台灣所牽引着。

福山當然不是論斷歷史終結的第一人。其私淑科耶夫曾經把歷史的終結定義了在1806年的耶拿戰役，並認為隨後的歷史，包括兩場世界大戰，不過是拿破崙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制度對外擴張的重覆過程。即便是科耶夫身處的冷戰當下的蘇聯和中共政權，亦被其視之為全球歐洲化的插曲而已。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聲名鵲起，但在同一年，溝口雄三發表的《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雖然是衝着日本的漢學界而來，與福山之論述並讀卻是可堪玩味。「為了向世界主張中國的地位當然要以世界為榜樣、以世界為標準來斟酌中國已經達到了什麼程度（或距離目標還有多遠），即以世界為標準來衡量世界，因此這裏的世界只不過是作為標準的觀念裏的『世界』、作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說『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則等等。這樣的『世界』歸根結底就是歐洲，所以中國革命在『世界』史上的獨特性結果還是被回收進了馬克思型的『世界』裏。」

相反，溝口雄三提出以中國作為方法，「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裏，中國實際上已經沒有必要以『世界』為目標，而只需要向世界展現作為其中一部分的自己的世界就可以了。」

今天，只要我們願意，也可以通過中國這一獨特的世界（無論好壞），即透過中國這副眼鏡來觀察歐洲，批判以往的「世界」。例如，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法」、「契約」？

把在美國的福山、在法國的科耶夫和在日本的溝口對比起來，不難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列寧所說「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的意思。高舉「文明」、「秩序」、「文化」的歐美雖然看似先進，卻可以比從剝削、霸權牢籠中奮力掙脫的亞洲還要落後。如果當年柏林圍牆的倒下令世界錯失了重新審視「進步」和「落後」的機會，現在的蔽障又是什麼？

西方的工業革命和科技進步毫無疑問為世界帶來了莫大貢獻，包括了今天許多人使用的手機和電腦都是其產物。惟在歷史上西方的「先進」與亞非拉的「落後」卻是共時的因與果，正如英國的工業革命乃建基於對印度經濟和工業化的壓制之上，從海外殖民、開拓市場的剝削而來。時至現在，歐美早已揚棄了以軍事擴張作為發展手段，但跨國企業的市場壟斷以及生產剝削比比皆是，西方現代性牢牢紮根於放任資本主義，帶着殖民和帝國主義色彩。

三十五年前的終結論誤以為西方的發展軌跡就是唯一選擇，普世適用，現在相信再沒有誰仍昧於如此假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先是以勞動力密集作為優勢，後來又在技術和管理上力求創新，沒有以殖民主義作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比起企業凌駕於政府、資本超然於國家，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始終沒有讓資本脫韁，促進金融的同時堅持以實體經濟為主。面對經濟危機，美國印鈔以輸出通脹，中國排除大水漫灌。

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成立七十五年之際，環看全球衝突有增無減。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烏克蘭沒有得到安全，巴勒斯坦人立國無望，以色列先後擊殺哈馬斯和真主黨的首領，黎巴嫩、伊朗以至阿拉伯世界隨時被牽進一場大規模戰火之中。國與國的關係看似此消彼長，一個國家的發展總是以另一個國家為代價。然而中國人既崇尚「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自然相信各國利益休戚相關，處處都有合作機遇。中國以至更多非西方國家能否作為一個方法，讓人重新理解何為發展、現代和進步，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為和平注入新能量？此等問題如今正值冷戰結束以來至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