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PAS爭議】關鍵不是IB抑或DSE 而是拔萃與喇沙的分別
有傳媒統計今屆大學受資助學額的收生結果，發現經聯招（JUPAS）入學者的百分比稍跌；由於經非聯招（Non-JUPAS）途徑獲得學額的不少都是國際預科文憑（IB）考生，而在2017/18學年，全港只有15間國際學校、6間私立學校和8間收費不便宜的直資學校開辦IB，再加上港大醫學院的新生來源有大幅變化，Non-JUPAS考生一下子增加了25個百分點，大眾遂十分關注大學「神科」增收IB生會否變相不利基層學生向上流動。「01觀點」已多番指出，現行的直資制度設計才是妨礙階級流動的元兇；事實上，倘若再仔細觀察個別直資名校的資源，便可更易明白這套邏輯的理據。
從1960年代起，學術界已肯定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深切影響其學業成就，一般來說，一個家庭所能提供的「家庭資源」，可包括︰1）經濟資本，例如富人可以購買更多書籍、學習軟件，又或聘請家庭家師、參加學習夏令營；2）文化資本，最通俗易懂的例子就是父母的「言傳身教」，家長的價值觀、品味、興趣、習慣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子女，而上流社會普遍較重視教育，這自會提升子女對學習的重視程度和學習動機；3）社會資本，簡單來說就是人際關係網絡，這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幫助毋庸贅言。
雖然近年也有學術研究指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不如想像般大，但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是該等影響必然存在，學者爭論的只是影響程度；二是要「追貼」家庭社經地位帶來的差距，其中一個因素是學校教育的質素，只要老師、課程合適，學校設備又充足，基層學生也能提升學術成就，但換一個角度說，若富人入讀的學校擁有較多資源，那麼家庭社經地位所造成的差距，將體現於學校教育，基層要「追貼」的難度便更高。
面對這個局面，政府要做的是什麼？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期望政府禁絕富人發揮其家庭資源優勢，故政府最應該做的，是確保二次分配過程中，公帑能彌補基層學生在起點上的先天不足，盡量拉近貧富帶來的學業成就差距。可惜的是，現在的直資學校制度，卻會以公帑資助那些收費高昂、資源本就充足的學校，使他們的優勢更明顯（最極端的情況是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詳見此文）。
直資的原意是為學校拆牆鬆綁，因為直資學校在運作上較自由，例如教師團隊編制和課程設計均有較少限制；理念上，直資制度的目標是使全港課程多元化，讓不同類型的學生都能找到合適自己的道路。不過，由於初代直資計劃不受辦學團體歡迎，參與者寡，故政府逐步放寬直資學校的學費限制︰最初，直資學校要獲得政府的全額人頭資助，學費不可多於學額成本的⅔（學額成本由政府計算得出），惟現在已放寬至不多於2⅓。在2017/18學年，初中資助學額成本為59,349元，換言之，即使一所直資學校的學費高達138,481元，仍能得到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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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不少沒有收生壓力的傳統名校紛紛加入直資計劃（他們轉為直資，也不愁無人報讀），並運用財政上的優勢，提升教學質素。舉例來說，堅守辦學理念、拒轉直資、每級開足七班的的傳統名校喇沙書院，其核准教師編制不過是88人，實際教師人數也只是93人；但其學界死敵、收費達48,650元（IB課程更達99,320元）的拔萃男書院，全校足有136個教師，單從教師團隊的大小，已可知直資的優勢。而最諷刺的是，在2016/17年，政府撥款佔男拔全年收入的55%，故可以說，政府有份資助本就收費不菲的學校擴展優勢。
不時有人指收費高昂的直資學校只有少數，這當然是事實，所以必須強調，直資本意沒有問題，但制度設計容許少數學校同時徵收高額學費及收取政府資源，然後用來集中培育富人，這才是問題。直接一點說，那些左右逢源、盡收兩家茶禮的「貴族直資」，一間也不應該出現，政府應該調整前述的收費上限方程式。
是次JUPAS收生爭議令大眾十分關心IB課程的出現與流行會影響基層學生上大學機會，但須注意的是，那些會開辦IB課程的「貴族直資」其實也提供DSE課程，故社會最應注意的，不是IB，而是直資制度，否則便是失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