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前瞻】拆解自力更生神話 折射政府肥庫房、窮市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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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自力更生」成為政壇關鍵詞,政府希望市民「自力更生」,少靠政府,提高勞動參與率,所以削減60至64歲長者的社福保障。周一(2月18日)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指斥「自力更生」是美麗修辭,政府先建構「綜援養懶人」論述,把失業綜援人士標籤為私德有虧,藉此削減綜援金額;再新增自力更生計劃,由專人指導如何改善自己,以迎合勞動市場的要求。

事實上,在本地脈絡中談及「自力更生」一詞,多少總帶有些獅子山精神的神話色彩。不過,回顧《獅子山下》廣為傳唱的70年代,當時正是麥理浩擔任港督本地社會及福利政策大幅擴張的十年;而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歷經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三任財政司司長的首十年,在面對經濟挑戰時,卻選擇緊縮政府財政、削減公共開支以自保,同時告訴市民應該「自力更生」,以便政府全面建構「大市場、小政府」。今天香港面對社會民生的嚴重矛盾,論其根本實在不得不追溯到回歸後政府錯誤的財政政策,令香港走上歧途,至今市民深受其苦。

回歸已二十年,與其又講獅子山精神,何不談談未來?(資料圖片)

政府憂慮市民「福利依賴」 並無現實根據
 
政府經常向市民灌輸「福利依賴」觀念,用以正當化削減福利的政策。但事實上政府統計處在去年11月發表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就指出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該年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數目及貧窮人口仍高達138,800戶及459,100人,約為整體貧窮率(14.7%)的一半。而綜援金額自2007年即使基於社援指數不斷調高,但整體綜援個案及人數卻不斷下降,反映「福利依賴」的說法其實並無現實根據。
 
相反,香港社會真正面對的問題,在於明明有大批收入在貧窮線以下,又符合綜援資格,但沒有申請綜援的貧窮人口。他們未能得到基本的社福保障,獨自艱難奮鬥。早前64歲臨時演員劉何志露宿街頭,猝死於尖沙咀麼地道,就正是被掩蓋在主流「自力更生」論述底下的黑暗與殘酷一面。
 
他們不尋求政府援助,可能受資訊所限,也可能受制於綜援附帶的社會烙印,而產生的驅趕效應。有研究指出,對這批非綜援在職貧窮人士來說,雖然他們同意綜援是公民基本權利,社會亦有責任對有需要人士提供財政支援,但「誰是有需要」的資格問題,令他們對綜援有所保留。

64歲臨記劉何志露宿尖東長凳,猝死街頭,引發社會關注貧窮及露宿問題。(資料圖片)

反福利主義思潮須追溯至回歸後經濟危機
 
事實上,香港這種上至政府、下至民間的反福利主義思潮,當然不會是自古以來便存在的。根據學者考證,誘發這股浪潮的主要因素,是亞洲金融風暴引致的經濟泡沫爆破,當時股市大挫、在職貧窮浮現,不少公司宣布破產,導致回歸後第二個財政年度(1998/99)即錄得首個財政赤字。
 
面對這項政治經濟危機,當時香港政府延續後麥理浩時代的做法,確立了「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其背後反映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正是認為市場經濟的興衰屬自然規律,在衰退時期市民不應怨天尤人,反而應該抱着自力更生的態度來面對逆境;同時認為社會福利的存在會打撃工作意欲、難以提升勞工生產力,甚至可能拖垮公共財政。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這項價值在今天已被許多港人視為理所當然,但這從來不是治理香港的唯一模式。在港督麥理浩(任期1971年11月至1982年4月)治下的70年代,當時雖然面臨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但是其民生福利政策卻反其道而行,包括與廣東省政府達成「抵壘政策」的偷渡者移民安排,導致在1976至1980五年間,約有50萬內地居民來港定居;同時開展各項公共及社會政策計劃,包括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社會福利五年計劃、醫療服務擴展以及籌建集體運輸等等。
 
今天我們經常用以詮釋「自力更生」的《獅子山下》一曲,其傳唱的歷史背景正是麥理浩治下社會及福利政策擴張的70年代;而回歸之後的香港政府卻是在面對財赤,朝民生政策開刀時鼓勵市民「自力更生」,尤顯諷刺。

第25任港督麥理浩於在任期間推行了大量改善大眾生活環境的施政,包括計劃新市鎮、推出公營房屋及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等福利政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以財赤為藉口 確立「大市場、小政府」架構
 
在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先後擔任財政司司長的回歸後前十年(1997年7月至2007年6月),香港經濟面臨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等挑戰,而政府又選擇在這關鍵十年讓香港走上「大市場、小政府」的不歸路,包括在1999年推出公務員退休方案,以及在2000/0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布「自願退休計劃」,政府鼓勵五十九個有「冗員」的職級提早退休。更帶頭剝削勞工,在1999年2月公布的檢討公屋房屋管理文件,透過外判、私營化、合約制等方法削減長期職位。
 
耐人尋味的是,最近政府為增加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又開始延後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甚至透過削減社會福利驅趕長者投入勞動市場。政府只懂得跟隨表面財政讓政策左搖右擺,根本缺乏對本地勞動市場作長遠規劃的承擔,只關心政府財政的「自力更生」,而放任勞工在不斷惡化的勞動條件下「自食其力」。

在2003/04年度財政預算案當中,更反映政府往往只是以「財赤」作為藉口,其根本目的卻是卸走政府在公共領域的責任,為庫房保駕護航。該年度政府誠然錄得較預期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政府一方面聲稱香港經濟趨勢向好,包括2002年經濟實質增長2.3%,較2001年0.6%顯著回升;又估計2003至2007年經濟趨勢實質增長每年為3%,通縮亦慢慢改善。然而,這時「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已經被抬高到「特區政府在管治哲學上的綱領」的地位。
 
該年度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的政策包括減少公務員編制10%,推出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及暫停招聘公務員;公務員在未來兩年分兩階段減薪6%;以及將社會保障援助金下調11%。在2004/05年度唐英年首份財政預算案當中,香港經濟情況進一步改善,指出「沙士過後,本港經濟出現V型反彈」,經濟增長亦較預期好,例如2003年經濟實質增長3.3%,展望2004年實質增長6%,預測中期經濟名義趨勢增長4.5%,並成功在翌年轉虧為盈。但即便如此,政府仍然貫徹逐步削減公共開支,「決心」在2008/09年度前達到削減接近一成的目標。
 
而自曾俊華在2007年接任財政司司長迄2017年卸任的長達十年任期內,香港雖再無財赤,但理財原則只變本加厲地保駕庫房,令財政儲備持續膨脹。在此種思維下,早前因收緊長者綜援,及近期揭發綜援補助金及特別津貼被市場拋甩的問題,都絕不止是林鄭宣稱的執行細節問題,而是政府過去二十多年錯誤的政策方向引導社會走上歧途,遠較一些空中樓閣的倡議如「港獨」,對市民造成的實質傷害更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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