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討論眾聲喧嘩 港人不應再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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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深圳市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的著作《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下稱《新篇章》)出版。對於香港市民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過於「務虛」,仍不知所云;香港官員礙於公務員思維,不慣於作出宏闊的政治想像,對於大灣區規劃仍未見積極。雖然張思平早已離開官場從事研究工作,但他曾位居管治階層,其建言仍然彌足省思。

大部分港人素來以河水不犯井水的角度理解「一國兩制」,大灣區很自然被視為香港「被規劃」的實據。更有甚者,部分香港官員只能夠從最粗淺的層面理解灣區理念。官員短視、市民不知所適,香港在大灣區規劃繼而進退失據。

在這格局下,張思平的著作不失為一張激發思考的藥方。《新篇章》所界定的大灣區規劃與一般港人的理解截然不同。港人會認為,《規劃綱要》極其量只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翻版」,但如《新篇章》所言,灣區的理念不只可以從經濟等硬實力層面理解,也可以從法治、文化等軟實力層面理解。
 
認清大灣區新機遇
壯大本地優勢產業

 
先說經濟層面,《新篇章》以專章就大灣區金融大書特書,並提出香港在大灣區金融發展應有「主體和核心」作用,在鞏固既有優勢同時,在再保險、債券市場等方面繼續發展。
 
香港在中國是金融產業的先行者,優勢明顯。但與此同時,香港也面對產業單一的問題。過去,前特首曾蔭權雖然提出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私營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工業以及創新科技六大優勢產業藍圖,但實踐卻乏善可陳,在創新科技上被深圳遠遠拋離,在教育、醫療產業上停滯不前,昔日遙遙領先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香港要往何方走,應制訂怎樣的產業政策,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可惜的是,政府仍目光如豆,雖揚言發展創科,至今仍然未見任何實際成果,前年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更加繞過港府致函國家主席習近平,批評香港創科發展落後,請求中央支援。
 
政府言之鑿鑿要發展創科,成效尚且如此讓人瞠目結舌,其他產業的發展自然慘不忍睹。《新篇章》提到,香港其實在教育產業、醫療產業大有可為。先說教育,書中明確指出,香港理應成為大灣區以至全球的教育樞紐,單是廣東省每年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就數以萬計,年花費逾20億元人民幣,如果能夠將30%的學生引導來港,必然有助壯大香港的教育產業。
 
張思平對香港教育產業的前景抱有信心的原因有二:其一,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已經有數間在國際排名二百大以內的專上學院,與澳、美、英、加等留學熱點差別不大;其二,是珠三角地區的語言文化相近、交通便利。也許對於港人來說,20億元人民幣只是小數目,但考慮到香港大專院校已達致國際水平,吸引的學生應來自全國以至世界各地,發展教育產業帶來的利益,應遠不止於此。
 
在醫療產業方面,《新篇章》提到,香港的醫療制度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其他大灣區城市借鑑,他更建議香港的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其他城市設立各種性質的醫院,這與《規劃綱要》的建議如出一轍。在打破大灣區醫療壁壘的前提下,他進而提出讓香港的醫院管理層進駐內地醫院,提升管理質素。他的建議有兩點啟示:其一,是香港醫療制度對於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居民來說,具信心保證;其二,國內求才若渴,香港醫療人才不愁出路。

在這個趨勢下,本地醫療產業必然大有可為,政府理應在本地增設更多私家醫院。過去,醫療產業裹足不前,主因是公營醫療體系人手捉襟見肘,進一步發展牟利為本的私家醫院,問題將變本加厲。另外,業界也深恐增加人手會供過於求,政府也因之一直未有完善醫生人手規劃,更遑論發展第三家醫學院。但是,大灣區醫療體系互聯互通,將創造龐大的醫療需求,政府不應作繭自縛,而是要主動出擊,為港人尋求出路。

(資料圖片)

規劃軟硬兼施
港人應「同化」內地

 
官員交不出具體方略,市民自然不知所適。中港過去的隔閡,更讓港人視大灣區規劃為洪水猛獸。必須承認,內地的一些管治手段過於粗暴,港人對之反感屬理所當然,而內地的人權、法治也尚有極大的改善空間。然而,誰也不能否認回歸前後,中港兩地的經濟、文化、人口交流均甚為密切,就算沒有大灣區規劃,兩地也絕非河水不犯井水。既然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港人與其學作鴕鳥,倒不如主動認識,甚至以自身的經驗,影響中國內地。
 
《新篇章》所界定的大灣區,並不止於坊間所理解的「經濟灣區」,還有「政治、文化、制度灣區」。在張思平眼中,經濟與政治、文化、制度並非涇渭分明,因為前者的發展,其實有賴於後者。他強調,大灣區規劃不應只重硬實力,更應着重人的精神、文化、權利保障等軟實力。他認為在法治、財富保障,甚至自由平等、多元包容等地方,其他大灣區城市均需要向香港學習。
 
具體而言,在法治方面,《新篇章》明言,其他大灣區城市要做到三點,其一,是確保政府依法行政;其二,是確保司法獨立、公平、公正;其三,是學習香港,改革司法機制,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樣地,在財產保障方面,《新篇章》也明言要師法香港,依法保障居民的住宅房產權,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合情合理合法地解決民間資本發展時遇到的障礙。他更進一步說,粵港澳大灣區仿效的對象是紐約、東京等灣區,如果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公民自由權利也保障不到,大腦的思考都沒有自由的話,又談何建設一流灣區?他更指出,大灣區應該在公民的人身自由、表達自由、學術自由三方面讓每個居民實現基本自由。
 
也許《新篇章》只是一家之言,不能全面代表內地官員的看法。然而,他的說法對港人也有兩點啟示:其一,經濟發展與法治、人權相輔相成,舉例來說,保障私有產權,必然有助促進市民逐利、營商,加快經濟發展,港人假設內地的法治人權將一成不變,其實不切實際。其二,港人常認為大灣區是「同化」香港的手段,問題在於,無論大灣區規劃推行與否,交流也是不可避免,與其孤芳自賞,倒不如以自身經驗,「同化」周邊城市。

政府在大灣區宣講會的開支約270萬元。(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扭轉重商輕民格局
新規劃應全民得利

 
當然,從《新篇章》也可以窺見內地官員的局限。《新篇章》很強調香港的角色,並言香港一直從內地的經貿協議中取利。問題在於,社會除了官、商,還有人民。我們須問的是,多年以來,到底是誰從經貿協議中得利?
 
的而且確,回歸後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幅甚巨,由1997年的27,330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43,681美元,甚至超越了日本這亞洲發達國家,但港人的實質工資增幅,卻微乎其微,回歸二十年來,中低層僱員扣除通脹因素後的薪金幾乎原地踏步,累計增加只有7.8%。在一般市民眼中,中港之間的經濟合作,只帶來了自由行,令街道、車廂更擠迫,不但未有為他們帶來好處,更帶來生活困擾。
 
在這前提下,推進大灣區發展必須考慮香港普羅百姓的感受,單憑空闊高深的理念、經濟效益,根本無法說服市民認同規劃,一些影響香港民生福利的倡議更勢必惹來極大反響。
 
《新篇章》中不乏開放香港公營設施予其他大灣區城市居民的倡議,例如讓本地中學招收內地學生,開放公立醫院予內地居民使用。也許在內地官員眼中,香港的社福體制已算完善,但考慮到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過部分發達國家,社福資源卻依然緊絀,大灣區社福制度互聯互通,只能是宏遠的理想,而非迫切要做的事。
 
其實張思平在著作中也提到,大灣區規劃不應忽視民間社會組織的作用,甚至建議要學習香港經驗,尊重灣區內社會組織的民主自治。換言之,要推動社會進步,不能單靠上而下的規劃,更加有賴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參與。正因如此,推動規劃時,必須要從香港普羅百姓的角度考慮。 
 
《規劃綱要》出爐數月,不少港人覺得它只是泛泛之談,不需重視。《規劃綱要》確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過於着重商界利益,而未有指明對基層會帶來什麼益處,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綱要必然是提出指導意見,而非提出具體方略。而正正因為綱要「務虛」,才能夠讓大灣區11個城市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張思平這部14萬言書,有極大篇幅與香港有關,這一方面反映香港在大灣區必然有重要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的規劃至今仍幾乎是白紙一張,才有空間大書特書。正當各省各市就大灣區眾說紛紜、眾聲喧嘩之際,港人對規劃的理解卻顯得片面。如果港人不願「被規劃」,那就應該盡快參與討論,就綱要提出建言,只有這樣,才能讓香港在改革開放的新篇章中,繼續擔當一員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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