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武抗爭」的黃台仰在書寫怎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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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年,身在德國的本民前前召集人黃台仰在美國的《紐約時報》撰文談中國、論六四、說抗爭。

在這篇他獲庇護後首發的公開文章中,滲透了怎樣的觀點和角度?

黃台仰在五月下旬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確認已獲得德國政治庇護。6月4日,他在《紐約時報》公開撰文,是他近年來首次詳述其個人觀點。

談到他所創立的本土民主前綫,黃台仰在文章說,他們的示威針對搶奶粉、擠滿街頭的內地水貨客;而隨後內地政府改變一簽多行的政策,黃台仰視之為本民前行動的勝利。

對曾經的「勇武」絕口不提

然而,香港人相信記憶猶新,當年本民前的反水貨客爭議很大,被視為做法過激。例如不少示威者踢行李、粗暴驅趕內地人,甚至引起肢體衝突。當年黃台仰曾經表示,示威者帶備盾牌、護甲,並不算為武器;對於連累非水貨客的內地人遭殃,他還說「無可避免」,拒絕道歉。當年本民前以「勇武抗爭」為綱,以做法進取自豪;如今文章卻避重就輕,只談示威而不提勇武。

2015年12月,本民前備戰參加新東立法會補選,當時黃台仰亦在網台節目中表示,如果要帶來改變,就要令香港亂,「製造浪費大量警力的衝突」。泛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其口中是「完全無力」,民主黨的劉慧卿更被他狠批為「唔死就香港一日都冇運行」。

兩個月後,本民前在旺角街頭,保衛新年小販檔。到場的本民前成員自製盾牌,負責參加補選的梁天琦更坦言「無底線」,會以對等武力回應警方。然而,旺角的那一夜,在黃台仰的文章中卻是「我們組織了一個和平的示威」,是警察突然冒出及挑釁,才令示威惡化。一個曾經以「勇武抗爭」為綱、以「和理非非」為恥的組織,如今卻在國際媒體聲稱,他們當時是「和平的示威」,是被警方逼得緊才要動武,這豈非諷刺得很?

《紐約時報》6月4日網站及國際版報章,均在頭版刊登黃台仰評論文章。

六四的意義——正視歷史

文章末段說,「60年前,達賴喇嘛逃離西藏,逃避中共的逼害。30年前,中國異見者在天安門屠殺後逃離中國內地。現在,我們有些人逃離香港。」逃離香港之人,文章沒有具體言明,然黃台仰和本民前成員李東昇正是已逃離香港、獲得德國政治庇護。但是,他們能與六四流亡人士或達賴喇嘛相比嗎?

《紐約時報》選擇在6月4日的頭版刊登黃台仰的文章,顯然是因為這天別具意義——今年是六四鎮壓的三十周年紀念。六四要平反,中共更須正視歷史責任,作為具國際關懷的自由派大報,《紐約時報》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把顯要版面留給相關評論文章,可以理解。問題是黃台仰是合適人選嗎?文章若未能恰如其分地論述過去的事,一個恰當的批判又如何談起?

紀念六四的其中一個歷史意義,在於正視歷史和守護記憶。不論三十年來,中共如何將六四定性,也無改其在六四鎮壓犯下大錯。同樣道理,對於香港過去幾年的各種抗爭,社會也應該如其所是地看待。曾經與黃台仰肩並肩、目前卻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同樣經歷了紛紛嚷嚷的幾年,但相比之下,他似乎對自己看得更清,對那段過去看得更透。

在暴動案審訊時,梁天琦坦承自己魯莽、無深思熟慮,更透露在旺角騷亂中,當被黃台仰要求向前衝時,他曾經反問「衝?點衝呀?」與梁天琦下場截然不同、走了另一條道路的黃台仰,如今又怎樣看那個曾經「勇武抗爭」、不顧一切向前衝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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