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跳出「西化」框限 理解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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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10月底在北京舉行,會後宣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對於部份香港人而言,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還是「治理能力」,看起來都只是中共慣常的「空話」和「虛詞」。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自從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上述概念以來,中國的治理體系和能力,確實出現了不少積極的變化,在反腐、軍隊、司法等領域特別明顯。更為重要的是,隨着相關改革不斷深化並展現生命力,愈來愈多人認為中國這一套治理念可能與西方體制一爭長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怎能無視這種積極的變化?

一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許多人依然以舊日的目光來審視,認為這不過是專制、人治的美麗包裝。這種觀感當然不是毫無道理,畢竟到了今天,內地仍然存在官僚霸道、官員心態「寧左勿右」等情況。因此,當習近平在六年前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部份港台、西方和內地自由派人士曾經認為這會是中共摒棄「專制」,在政治上採取「西化」模式的先兆。

在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中,中共清楚說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能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因此對一些期盼中共將會在政治上走西方道路的人而言,這或許有「圖窮匕現」的感覺。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不走西方舊路,並不代表中共拒絕自我批判,更不代表它拒絕「自我革命」,革除自身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的諸多問題。

中共的改革按部就班,解決問題的意識亦非常強烈。(路透社)

按部就班 問題導向

中共的改革是按部就班的,其解決問題的意識亦非常強烈。例如針對中國在文革後一窮二白的情況,中共自1978年起「改革開放」,並且憑藉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成功在物質層面實施現代化。在解決物質問題後,中共採取下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牽涉更高層面、形而上的「第五個現代化」。

為什麼說中共解決問題的意識非常強烈?上文提及的「四個現代化」無疑為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但畢竟有其局限。《香港01》早前便指出,「改革開放」令中國經濟結構出現深刻、積極的變化,但過程中亦難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令矛盾隨之激化。倘若沒有相應的「第五個現代化」,社會進步肯定會備受制約。

在此次中共四中全會前,習近平參觀中共香山革命紀念館《為新中國奠基》主題展覽。(新華社)

國家治理需要文明準則

中共今次謀求進一步推進「第五個現代化」,反映它已認識到,其治理能力還有不夠現代化之處,但它沒有迴避問題,而是透過深化改革,解決「改革開放」後形成的新問題。具體而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牽涉兩部份──前者是指與管治體系有關的制度設計,後者則泛指官員幹部在制度中發揮的作用。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最終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經得起實踐,使國家治理變得文明規範的準則。

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第五個現代化」其實不只是中國的事,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都在看。過往二百年,基於西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巨大優勢,不少人習慣了「西方」等同「現代化」。問題是,近年不論是英國脫歐、美國政黨政治兩極化,還是西方政治模式輸出中東後造成的危機,都說明西方版本的治理體系日益暴露出深層治理困境。

客觀而言,四中全會亦坦承,「第五個現代化」要到中共建政100年才能全面實現,因此今天預測上述改革會否取得成效,確實言之尚早,但正如《香港01》多次強調,內地對改革的執念非常強烈,其對不同階段需要什麼改革的靈敏度,更是香港和西方政府難以比擬的。「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何不給一些時間和耐性,看看內地在這方面的表現,並以見善則遷的態度,從中反思香港自身的發展困局,取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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