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賭王何鴻燊逝世 香港買辦時代劃上句號?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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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賭王何鴻燊享98歲嵩壽而終,引來港澳陸三地關注。相比起珠三角大堆有錢人,何鴻燊的確甚為獨特。首先其為昔日香港首富何東侄孫,家世顯赫,有中西混血血統,本身已令其與眾別不同。再加上其由取得澳門博彩專營權長達四十餘年,雄霸濠江也加添其一份江湖氣息。何鴻燊又愛出風頭,時常亮相公眾活動,極有表演慾,又經常口無遮攔,屢爆金句。最為外界觸目,始終為其風流不羈,娶了四個老婆,膝下兒女亦成為傳媒爭相追訪對象。其各房妻兒對其家產的爭奪,亦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熱話。外界以一代傳奇相稱,也不為過。

何鴻燊祖父為香港富商何福,為英國殖民地政府早期委任入定例局的華人議員之一。何福兄長何東更為香港戰前最有代表性的商人,由洋行買辦出身。買辦英文為「comprador」,源自萄語「comprar」(購買)之意,為大航海時代歐洲人全球殖民擴張下的時代產物。而當時的歐洲人來到亞洲與當地人語言不通,無法做生意,一批精通多國語言,為雙方充當翻譯的買辦階層遂應運而生。何東之母施娣為華人女子,並與荷蘭裔猶太商人何仕文誕下何東、何福兩兄弟。兩兄弟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很快便打入英國統治精英階層,為洋行洋商提拔為首席買辦,兩人先後成為怡和買辦及華總經理,累積巨富。

何福膝下兒孫亦成為各大洋行的買辦,何世亮掌怡和、何世耀掌有利、何世亮掌沙宣、何世榮掌匯豐。至於何鴻燊之父何世光亦曾為沙宣及怡和買辦,後來卻因1929年經濟大蕭條而家道中落,不過亦無損何鴻燊憑其語言能力、顯赫家世、人脈關係在戰後澳門闖出一番事業。而在此華洋雜處的帝國邊陲誕生的混血兒群體,互相通婚維持其身份地位及階級利益,並在華洋兩大族群間充當橋樑,既忠誠於殖民宗主國,又不放棄自身的中國人身份,正因擁有「雙重身份」可為其左右逢源製造有利條件。此恰好亦是香港一直以來作為西方進入中國的大門,充當其文化、思想、商業匯聚交流的重要角色。

何家買辦中西逢源

在西方殖民體制下,這些買辦階層自居華人代表,為華人風俗辯護,修正或抵擋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及改革,同時間此批高等華人亦極力維護宗主國在華的利益,抵抗民間的激進政治運動。如在1925年國共發動省港大罷工時,以何東為首的買辦階級便支持殖民政府以強硬手段對付工人,更創辦《工商日報》發動輿論戰分化工人,企圖瓦解罷工。對此毛澤東便批評地主買辦階級「附屬於帝國主義」並「是極端的反革命派」。不過同時間此批買辦階層又不會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如何東三子何世禮便在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受訓後,回國受何東保送加入張學良的東北軍,其後更成為國軍二級上將。

難以否定何世禮雖為混血兒的買辦階層出身,卻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而何東亦十分關心中國時事,如孫文於1923年應時任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的大子何世儉之邀,在港大演講後跟何東促膝長談。而何東亦表現出一副憂國憂民之心,如曾提倡並北上會遊說各軍閥「停戰裁兵」,惜無功而還。「雙重效忠」的本質,正正為此批買辦階層在中西之間如魚得水的生存之道。此亦解釋到為何香港淪陷何鴻燊身無分文逃到澳門時,要努力學日語及葡語,並攀附日本特別支部部長澤上校,供職日軍出資的貿易行從廣東進口糧食與燃料,賺到其人生第一桶金,更在戰末一躍成為東南亞最大的煤油供應商。

何鴻燊便明言:「我從來不覺得對親日的中國人或者在澳門的日本人有任何恨意,對我來說,他們也就是人,他們作他們的,我做我的。」擅於跟政權打交道,亦令何鴻燊在商場上無往以不利。其在澳門廣納人脈,與葡國政府十分友好,又透過當地華人領袖、首任澳門特首何厚鏵之父何賢跟中共建立關係。1961年何鴻燊更邀得與中共友好的地產大亨霍英東合組財團,投得澳門博彩專營權,從此開展其獨霸賭業四十餘年的成就。當霍英東在1984年卸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何鴻燊之信德集團雖小規模但卻繼任會長,足見其江湖地位。而當港澳主權問題已成定局時,其亦挺身力撐港澳「回歸」。

1921年,何鴻燊出生,他是香港名門望族何東家族的後人,是何東的侄孫,即是何東爵士弟弟何福的孫兒,而何鴻燊的曾祖父是猶太裔荷蘭人,外曾祖父是英國血統,曾祖母與何東家族一樣是中國廣東寶安人。(視覺中國)

香港政商模式之轉變

而北京在爭取港澳工商界以令兩地平穩過渡,澳門賭王亦自然是其重要目標之一。1984年12月18日,中英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何鴻燊便為其座上之賓。及後其又被委任為香港基本法諮委、澳門基本法草委副主任、籌委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等公職。對於此批昔日被批為「附屬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份子」,中共沒有忽略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80、90年代中共將前英葡治下的統治精英、買辦階層、專業人士盡攬於麾下,亦是一種統戰策略。而何鴻燊等將效忠對象由殖民地政府轉移到北京,有如其當初攀附日方的目的,少不了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

不過北京與這些買辨階級的關係亦非一帆風順,由於何鴻燊在澳門的勢力過於雄厚令北京有所忌憚,90年代何鴻燊在澳門買地及投標等投資計劃,曾出現因北京反對而意外落標。而何鴻燊在六四事件,港澳人心惶惶後,為了令港澳加上屏障區隔現狀,竟提出主權移交後聯合國在港澳建總部,並託管兩地一百年如此天馬行空甚至大逆不道的主張。而當澳門殖民政府1997年修訂專營合約五年至2002年,亦惹來北京不滿。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開放賭權,引入外資瓜分澳門的賭業市場,何鴻燊的四十多年壟斷澳門局面至此結束,似乎也暗暗象徵着這個在殖民時代權傾一時的買辦階層,已是步向黃昏。

今天北京與西方打交道時,買辦階層仍有一定角色。如去年何鴻燊二房長女何超瓊赴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代表北京立場力斥反修例示威者圍堵機場、破壞公共設施,損害香港形象,恰如其曾伯公何東當年在省港大罷工的一役輿論戰。然而習近平新時代下中央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昔日殖民地時代的「間接統治」模式不再,買辦階層之空間自然愈來愈狹小。外又有中美新冷戰戰雲密佈,華府因北京強立國安法威脅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皆令游走於中西之間左右逢源的買辦階級逐漸失去角色。或許何鴻燊之歿,不僅是一個傳奇的終結,亦象徵一代買辦權貴的末落,今日之香港要適應的是更多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