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舉債成各國新常態　財政懸崖其實不足以懼？

新型冠狀病毒自去年底於武漢大規模爆發以來，已經席捲全球造成2,700萬人以上感染，89萬人喪生。各國政府為遏止疫情紛紛推出禁足、封城、鎖國等德拉克式嚴厲措拖，停工停產造成經濟停擺，環球經濟在金融海嘯後十年再遭遇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經濟衰退。為挽救經濟各國亦紛紛推出天文數字的刺激經濟方案，一反十年前厲行的緊縮政策。而在政府開支大肆擴張，財政赤字拾級而上，債務懸崖再度攀升時，經濟學界卻遠不如十年前擔憂，究竟先使未來錢的經濟模式是否已成王道？

近代國家向外舉債以應付政府的財政開支已有數百年傳統，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時，英國的外債為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64%，直至二戰結束時英國外債更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59%。而戰後為應付經濟重建，各國繼續發行債券在市場發售，當地西方正值凱恩斯主義的高峰。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大蕭條期間為挽救經濟衰退，提出需求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政府以財政與貨幣政策介入市場提供基礎，顛覆當時傳統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論。

美國舉債最多的一季

不過凱恩斯主義亦被批評導致70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當時以芝加哥大學為大本營，佛利民等學者為首的芝加哥學派，則提出市場自由放任，政府嚴守財政紀律，國家縮減債務規模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者稱政府舉債太多令大量熱錢流入市場導致價格上漲。然而2008年因華爾街股災而起的全球金融海嘯逼使各國重新向外舉債，已發展國家的國債規模相對其生產總值由2007年的74%急升至2017年的105%，發展中國家亦在十年間由35%升至48%。

為抑制國債不斷攀升，國家財政盡快轉虧為盈，各國政府因此推出嚴厲的緊縮政策，大幅削減國民的教育、醫療、房屋、福利、公共服務等開支，將華爾街貪得無厭的惡果轉嫁在星斗平民身上，造成各國反建制的民粹風潮此起彼落，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崛起，歐洲多國政治日益碎片化，皆為其後遺症。然而到2014年經濟學界亦幾乎取得共識，在國家陷入衰退時行緊縮政策，經濟持續疲弱稅務收入大減，對經濟復蘇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2019年前國際貨幣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爾（Olivier Blanchard）首次提出政府可比想像中更大規模地向外舉債，原因為各國國債的利率30年間持續下降，令舉債成本減低，而同時間各國的經濟增長持續上升，若果政府成功維持經濟增長，其理論上應可最終解決債務危機。當經濟學界仍在消化此理論時，一場全球大疫卻把布朗夏爾的理論付諸實踐，各國向外大量舉債，如美國自4月到6月僅兩個月間已舉債三萬億美元，為有史以來舉債最多的一季。

舉債後金錢用在哪？

全球大疫迫使各國拋出數以千億的刺激經濟方案，為此向外大幅舉債已是無可避免。連一直爭論不休的歐盟諸國，嚴守財政紀律的儉國亦最終讓步，共同發行歐元債劵以支援窮成員國的經濟措施。而各國政府以巨額投資目標產業，刺激需求並維持就業率，亦甚有凱恩斯主義影子。重要的是發債後資源能夠分配到有需要的民眾手中，而不是淪為企業資本累積的工具。然而同受疫情打擊的發展中國家，因其經濟實力及信貸評級較弱，向外舉債亦比已發展國家困難，為免疫情後各國經濟更不平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更應施以援手。

至於長期在佛利民、張五常等芝加哥學派一家獨尊的香港，大市場小政府思想深入骨髓的特區政府，在此疫情中刺激經濟的措施遲鈍被動，其規模、效率、效果皆為不足。政府首四個月財政赤字錄得1,837億元後，更惹來各界憂慮。然而本港財政極為穩健，其外債僅為國民生產總值0.1%冠絕全球，財政儲備亦仍有逾8,000億元，外界似乎杞人憂天。香港能否轉虧為盈，始終要視乎未來經濟復蘇的速度及幅度，而此為政者不可能袖手旁觀便能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