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舉債成各國新常態 財政懸崖其實不足以懼?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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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自去年底於武漢大規模爆發以來,已經席捲全球造成2,700萬人以上感染,89萬人喪生。各國政府為遏止疫情紛紛推出禁足、封城、鎖國等德拉克式嚴厲措拖,停工停產造成經濟停擺,環球經濟在金融海嘯後十年再遭遇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經濟衰退。為挽救經濟各國亦紛紛推出天文數字的刺激經濟方案,一反十年前厲行的緊縮政策。而在政府開支大肆擴張,財政赤字拾級而上,債務懸崖再度攀升時,經濟學界卻遠不如十年前擔憂,究竟先使未來錢的經濟模式是否已成王道?

近代國家向外舉債以應付政府的財政開支已有數百年傳統,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時,英國的外債為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64%,直至二戰結束時英國外債更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59%。而戰後為應付經濟重建,各國繼續發行債券在市場發售,當地西方正值凱恩斯主義的高峰。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大蕭條期間為挽救經濟衰退,提出需求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政府以財政與貨幣政策介入市場提供基礎,顛覆當時傳統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論。

國際貨幣會議期間,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商談戰後重建計劃。 (Photo by Alfred Eisenstaedt/Time CREDIT: ALFRED EISENSTAEDT

美國舉債最多的一季

不過凱恩斯主義亦被批評導致70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當時以芝加哥大學為大本營,佛利民等學者為首的芝加哥學派,則提出市場自由放任,政府嚴守財政紀律,國家縮減債務規模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者稱政府舉債太多令大量熱錢流入市場導致價格上漲。然而2008年因華爾街股災而起的全球金融海嘯逼使各國重新向外舉債,已發展國家的國債規模相對其生產總值由2007年的74%急升至2017年的105%,發展中國家亦在十年間由35%升至48%。

為抑制國債不斷攀升,國家財政盡快轉虧為盈,各國政府因此推出嚴厲的緊縮政策,大幅削減國民的教育、醫療、房屋、福利、公共服務等開支,將華爾街貪得無厭的惡果轉嫁在星斗平民身上,造成各國反建制的民粹風潮此起彼落,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崛起,歐洲多國政治日益碎片化,皆為其後遺症。然而到2014年經濟學界亦幾乎取得共識,在國家陷入衰退時行緊縮政策,經濟持續疲弱稅務收入大減,對經濟復蘇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2019年前國際貨幣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爾(Olivier Blanchard)首次提出政府可比想像中更大規模地向外舉債,原因為各國國債的利率30年間持續下降,令舉債成本減低,而同時間各國的經濟增長持續上升,若果政府成功維持經濟增長,其理論上應可最終解決債務危機。當經濟學界仍在消化此理論時,一場全球大疫卻把布朗夏爾的理論付諸實踐,各國向外大量舉債,如美國自4月到6月僅兩個月間已舉債三萬億美元,為有史以來舉債最多的一季。

美國國債是最流通的債券之一,可準確反映環球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路透社)

舉債後金錢用在哪?

全球大疫迫使各國拋出數以千億的刺激經濟方案,為此向外大幅舉債已是無可避免。連一直爭論不休的歐盟諸國,嚴守財政紀律的儉國亦最終讓步,共同發行歐元債劵以支援窮成員國的經濟措施。而各國政府以巨額投資目標產業,刺激需求並維持就業率,亦甚有凱恩斯主義影子。重要的是發債後資源能夠分配到有需要的民眾手中,而不是淪為企業資本累積的工具。然而同受疫情打擊的發展中國家,因其經濟實力及信貸評級較弱,向外舉債亦比已發展國家困難,為免疫情後各國經濟更不平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更應施以援手。

至於長期在佛利民、張五常等芝加哥學派一家獨尊的香港,大市場小政府思想深入骨髓的特區政府,在此疫情中刺激經濟的措施遲鈍被動,其規模、效率、效果皆為不足。政府首四個月財政赤字錄得1,837億元後,更惹來各界憂慮。然而本港財政極為穩健,其外債僅為國民生產總值0.1%冠絕全球,財政儲備亦仍有逾8,000億元,外界似乎杞人憂天。香港能否轉虧為盈,始終要視乎未來經濟復蘇的速度及幅度,而此為政者不可能袖手旁觀便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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