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不隨波逐流的中國研究專家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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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三十出頭的哈佛年輕學者傅高義來到英屬香港,不為度假,而為收集有關共產中國的資料,他在六年後出版《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一書,成為西方學者從外部世界研究中國的經典著作。傅高義自此與中國、甚至與整個東亞結下不解緣,即使在晚年仍埋首於研究鄧小平、中日關係史,對當下經歷困難的中美關係亦不乏真知灼見。他近日以九十高齡在美國麻省逝世,這位東亞研究權威的一生又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影響着美國,政客和學者只要稍為對共產主義表示興趣便很容易受到攻訐;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尚有不少美國人相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可以反攻大陸,因此似乎沒有花太大力氣研究中共的必要。但隨着麥卡錫主義消退,加上中共逐漸鞏固在大陸的統治,美國學術界意識到要對共產中國進行系統性地研究。在此情況下,知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便邀請早於1963年出版了一部有關日本中產階級著作的傅高義加入團隊。由此可見,傅高義參與中國研究,可說是機緣巧合。

從傅高義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在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堅守意識態教條走向「解放思想」的脈絡下推展和深化中國研究的。他在1960年代無法進入封閉的內地,於是選擇開放的香港,並在這裏收集《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等官方報刊,訪問「逃港」內地人,最終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書,研究中共如何在1949至1968年間瓦解廣州的「舊秩序」,建立「新秩序」,重點探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地方主義等課題。後來的「改革開放」為他帶來更多機會,他在1987年在廣東省住了七個月,進行實地研究,親身訪問擺脫文革後的當地人,彌補了在1960年代只能在香港「隔岸觀內地」的遺憾,最終在1989年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而在2000年卸下哈佛教職後,他選擇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課題,以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改革家鄧小平入手,寫下一部有如字典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這部鉅著中,人們可以看到一個多次被政敵擊敗的小個子「摸著石頭過河」,如何站在制高點引領中國改革。

某程度上,研究當代中國是不討好的,畢竟很多人對中國有前設立場。傅高義亦坦承自己受到不少質疑,例如在《鄧小平時代》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有些外國評論家認為他對鄧小平「太過客氣」,指出他應該對鄧在毛澤東年代的某些作為,以及鎮壓八九民運提出更嚴厲的批評。但傅高義強調這些議題在書中均有論及,也有寫批評者批評中國的理由,但他亦指出學者在寫傳記時,有責任努力去了解,並舉出背後的原由。

平實地觀察中國

從這番言論中,不難看到一種平實的態度。學者的責任是研究,作出有證據支撐的結論,不能把官方說詞當成全部解釋,既不能迷信毛澤東和鄧小平,也不能全盤接收反共言論。傅高義並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學者,不是因為中國近年的成就而讚揚對方——事實上,他早在《共產主義下的廣州》英文版序言中強調,希望盡力拋開自身西方學術偏見,去了解中國本來的面貌。

傅高義是主張中美加強合作的「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他最近還提議中國重新開放美媒駐中國記者簽證,讓更多美國記者和學者到中國採訪及交流。而在談及香港反修例示威時,他強調香港問題的根本是社會經濟問題。這些言論,估計會令許多認定中美必須對抗的美國人、或者香港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社經問題的香港人感到天真幼稚。但這種批評,究竟有幾多是基於研究,有幾多是基於片面認識?如果說傅高義能夠為我們帶來啟示的話,那或許就是,看待問題要平實一點、客觀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