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2020年的沉重教訓:資本主義要改良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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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1年,全球因民眾百年一遇的疫症侵襲,不但難以出國旅遊歡渡新年,反而更要恪守社交距離措施,節日氣氛沉寂。閉關鎖國一年後,各國政府正加緊研發和生產疫苗,務求趕及今年下半年能擺脫疫情,讓民眾逐步回歸正常生活。不過,如同《金融時報》上周四(31日)的社論指出,這場世紀疫症除了揭示了各國醫療體系的脆弱性,還有資本主義的結構矛盾。

截至上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高達8,300多萬宗,病歿人數更有180多萬,不論富裕或落後地區,無一不受疫情打擊,其中又以美國、安道爾、盧森堡和黑山等國家最為嚴重。雖然新病毒的殺傷力不低,但死亡人數之多亦有因醫療系統不勝負荷,而白白浪費掉診症的黃金時期。縱然各國汲取防疫經驗後,絕大多數民眾和政客也會同意重建醫療體系的迫切性,但這場瘟疫也揭露出資本主義的運作有其需要改良之處,

勞工價值應獲重視

《金融時報》日前的社論指出,過去40年人們不但未能從工作中找到穩定和充足的收入,反而更因工資增幅停滯,更在財務上捉襟見肘,生活質素未見隨着物質進步而有所改善。更嚴重的是,這長期存在且未得到正視的問題,更因瘟疫來襲而愈演愈烈。去年2月起各國為防止病毒傳播,紛紛採取封城措施,經濟活動將近停擺,但勞動市場首當其衝的階層,並非依靠互聯網在家工作的白領勞工,而是必須出現在工作場所的藍領勞工。儘管這群藍領勞工並非聲名顯赫,但卻是經濟運作暢順不可或缺的要素。試想像若然沒有他們運送貨品、打掃街道、照顧年老體弱者、在超市補貨收款⋯⋯社會又會變成怎樣?

不過,這些無名英雄不單在疫情前已經薪水不足、工時過長,並在疫情期間有較高感染風險,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頭號犧牲品。由於人員流動靜止意味着商業活動癱瘓,經濟快速收縮,僱主們除了裁員和重整業務,充其量只能靠政府聊勝於無補貼繼續支撐。一旦裁員和結業難以避免,基層員工便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既不會得到僱主格外開恩、共渡難關,也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救濟援助,最終只能望天打卦祈求明天會更好。

然而「零工經濟」困境不只出現在西歐這個資本主義發源地,本港基層勞工的處境亦不相伯仲。縱然政府連二接三推出「保就業」措施,期望從中能保住就業職位,但紓困措施的「冷凍期」一過,餐飲、消費和旅遊等行業的裁員潮接踵而來,而國泰航空手起刀落大炒5,800人更是過橋抽板的「代表作」。

香港應改革社會保障制度

資本主義欠缺對基層勞工的保障,是其制度運作的必然產品,而疫症只是將其副作用放大呈現。但經此一役後,本港亦要重新審視現行社會制度不足之處,並將政府功能重新教準。歷史上經濟危機通常都會催生出相應改革,如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在經濟大蕭條後推出的新政、又或是二戰後西歐出現福利國家的風潮,無一不是政府針對市場失靈、提高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的進步。

誠如《金融時報》所言,幫助弱勢不單是道義上的當務之急,也是切合富裕階段的自身利益。儘管2020年終在疫情陰霾下走完,但疫情揭示的改革需要才剛剛浮現,其對政府功能的要度,也非港府長年堅持的自由市場能夠滿足。未來港府除了需要投放更多資源到醫療服務,更需要反思市場經濟的短處,認真看待民間對失業援助金、全民退保等訴求,平衡市場在資源分配的無情力量。這樣不但為防範經濟兩極化而催生的極端政治,以及全盤推翻資本主義的狂熱思想,也可藉此解決資本主義伴隨的分配不公,將其制度效用發揮致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