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領軍半導體　香港可成新矽谷？

英特爾（Intel）宣布任命前董事陳立武為新任行政總裁，意味這間美國半導體公司將出現第一名華人CEO。加上輝達（Nvidia，英偉達）的黃仁勳、AMD的蘇姿丰和博通的陳福陽，幾間業界巨頭將均由華人領導，半導體可謂迎來華人時代。

陳立武出生於馬來西亞華人家庭，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取得物理學士，擁有麻省理工核工程碩士和三藩市大學MBA學位，職業生涯橫跨技術與投資。陳立武在2022年曾經加入英特爾董事局，但與時任行政總裁Pat Gelsinger意見不合，並於去年8月辭任董事。同年12月英特爾決定另覓舵手，總裁之位懸空三個月之後，由陳立武回朝出掌。英特爾近年不只面對AMD的激烈競爭，又因代工生產不及台積電而招惹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不滿，董事局決定由陳立武來接手炙手山芋，對其可謂寄予厚望。

從黃仁勳到陳立武　由納德拉到皮柴

事實上，市場一直估計英特爾可能會分拆半導體代工，與設計業務區分開來，路透社最新還報道台積電正尋求與輝達、AMD和博通合作投資英特爾可能分拆的代工業務。而湊巧的是，台積電、輝達、AMD和博通的掌舵人全是華裔。台積電總裁魏哲家來自台灣，輝達黃仁勳和AMD總裁蘇姿丰都是自小由台灣移民美國，博通陳福陽則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現在英特爾找來陳立武掌舵，幾名業界領袖坐下來可謂清一色華裔，或許更加「同聲同氣」。

不管是來自台灣抑或馬來西亞，這幾名華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都曾經在美國頂尖大學修讀STEM學位，奠定了日後領導半導體企業的技術基礎。當年亞洲的科技研究和產業尚未成熟，推動了他們前往美國尋求機遇。尤其是加州矽的風險投資網絡完善，頂尖大學和跨國企業林立。最終黃仁勳、蘇姿丰、陳福陽和陳立武不約而同攀上高峰，若果不是純屬偶然，就應該歸功於他們憑藉雙文化背景，兼備對西方和亞洲市場的眼光。陳立武領導過的華登國際，就曾經投資了多間亞洲科技公司。

另一方面，亞洲家庭普遍被認為重視教育，培養了不少下一代成為STEM專家。除了華裔在半導體行業叱吒風雲，印度人軟件科技企業的地位更是明顯。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分別赴美，一個自2014年起出任微軟行政總裁，另一個由2020年起領導IBM。皮柴（Sundar Pichai）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國進修，最終在2019年成為Alphabet掌舵人。

地理文化優勢　吸引亞洲國際人才

美國的移民政策無疑吸引了這些亞洲人才，為他們提供了舞台。而從黃仁勳到陳立武，從納德拉到皮柴，香港能否從中看到自己的機遇？香港作為亞洲的國際化都市，擁有獨特的地理和文化優勢。地理上，香港毗鄰大灣區，與台灣、馬來西亞和印度等地接近，比起矽谷應該更能吸引亞洲專業人士。文化上，香港的中西融合環境與亞裔人才的雙文化背景契合。我們雖然沒有矽谷的創科生態，但大灣區的潛力正好補足優勢，深圳的製造能力與香港的研發水平可以結合，吸引半導體和軟件人才。當全國兩會強調香港要加強國際交流，發揮自身優勢，我們不應該視之為老生常談。從台灣、馬來西亞和印度人在美國創科界的崛起，香港要問自己如何才能成為下一個孕育科技領袖的搖籃。

歷史上，香港曾經是亞洲人才的磁石。馬來西亞的郭鶴年、新加坡的黃廷方都曾經選擇在這裏大展拳腳，印度商人夏利萊以港為家，業務遍及酒店和貿易。這不只說明了香港的商業環境和國際地位曾經吸引過星馬印人才，亦意味我們具備亞洲社群和文化基礎，問題在於是否懂得善用和發揮優勢。

這屆政府推出高才通計劃，用意正是要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來香港探索機遇。局長如果只視之為拍拖不合則去，乍看之下沒有「蝕底」，實際上卻不知道會否失去下一個黃仁勳和陳立武。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要構建國際人才集聚高地，除了推出獎學金，還可以怎樣「以產聚才」？印度培育出技術領袖的理工學府模式（IIT），有沒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我們的起跑線既然落後於矽谷，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建設就更需要進取的KPI。既然國家高度重視香港的角色，期望我們發揮好獨特優勢，這顆「鑽石」是否應該追求下一個創科領袖在此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