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為《赤子秉筆 滄桑留痕》一書所撰序言。該書作者張宏任曾於九十年代任職香港媒體秉筆直書，也叱咤商海，既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也長期關注香港的發展。書中收集了他在不同時期發表的多種體裁文章，通過樸素、簡潔的文字呈現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經歷的時代巨變，以及作者用筆留下的一點人生痕跡。

這本書是一個九十年代過來人的歷史見證，作者將自己對中國在那個時代的感受，用樸素和簡潔的文字呈現，不沉重，不浮躁，以平常心看待那個時代的巨變，以實事求是，輕鬆的視角勾畫出翻天覆地的改革轉型。張宏任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特別專業，不願意作為旁觀者，他的文章能讓今天的讀者掌握那個時代的意義，就像是自己身處其中。

張宏任的文字毫無修飾，溫文爾雅，就像他本人和他講的普通話。用英國人的說法，他是一位紳士，而中國人就會笑稱他是一介書生。我是在《明報》時期認識他，那段日子並不安逸，一直發生各種奇怪事，後來才知道，除了世界不斷改變，自己也因為加入了新聞行業而參與到變化中。無論是在《明報》內部、與香港相關、還是國家與世界，變化無所不在。用今天的說法，那是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準備，作為小我的普通人焉能置身事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很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就開始了。過了十來年，由於戈爾巴喬夫的異想天開，蘇聯解體了，而中國在自信和沉穩中延續了那個已經進行超過一個世紀的思想解放，為五四運動之後的偉大轉折找到了唯物主義的座標，足以靜下心來推動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雖然發生了八九風波，然而，回過頭來看，那不就是歷史激蕩過程的鍛煉嗎？中國人稍作思考，很快就繼續走在改革的路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無論是文革還是六四，都讓大家倍感珍惜得來不易的穩定。沒有穩定，難以謀發展，沒有座標，難以掌好舵。變局之為大視乎決心和毅力，它們在中國人的歷史中並不缺乏。

我們或許是成長於大轉型時期，因而更有歷史感、大局觀。作為新聞人，這種品質毫不奢侈。一旦遇上作為旁觀者的另一群，總覺得他們站着說話不腰痛，對國家發展不了解卻喜歡指手畫腳，擺出一副毫無根據的高高在上。他們可能是因為長輩們曾經逃離貧窮和封建的中國，自以為身處現代的西方而沾染上一點傲慢，甚至就是為了證明自己與內地能夠保持距離，所以才如此夜郎自大。像張宏任這些來自北方的港漂，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之間，總是小心翼翼。或許我是以「外商」的身份早就參與到國家的經濟建設，習慣了兩種思想的衝突，因而在觀察港漂如何融入香港時頗有感觸。

《明報》是香港少有對國家發展很有想法的新聞媒體，這是拜查良鏞先生所賜。他學貫古今，涉獵甚廣，對中國政治有獨到的看法，對《明報》的成功起到關鍵作用，但也讓《明報》的團隊在觀察中國時保留了一絲偏見。《明報》的中國版當時是行業內中國分析的權威，「小平南巡」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報道系列之一。問題是，這種報道式的概述能夠讓讀者明白事情的意義嗎？缺少對事情背景的掌握，能夠為讀者呈現有參考價值的評價嗎？當然，觀察始終是旁觀者所為，不像張宏任、曹景行等，在貌似「觀察」的背後，他們有着在處理自家事的投入。

或許是湊巧吧，我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加入《明報》，都是「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時期的一代人。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改革路線，但不同立場的人對此感到疑惑或支持，在八九風波之後兩種道路的鬥爭達到高潮，而在「小平南巡」和以中共十四大作為標誌的歷史轉折上畫下了句號，中國之後真正地以及完全地投入了改革。這個过渡期雖然不長，卻是歷史大周期的銜接點，好好地明白這段歷史，對認識今天的中國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重新適應作為國際舞台中央的一員，伴隨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國際格局的重構，既要積極照顧發達國家在失去傳統霸權時的焦慮，還要在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領域扮演破局和引領角色，為更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提供指引。

中國的一舉一動從來都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如果看不見，那是因為缺乏對歷史的尊重，戴上了有色眼鏡。尼克松訪華是為了讓世界權力重新平衡，蘇東解體既是解構舊有格局，也是再造新的平衡，中國的崛起又如何不對平衡產生意外的衝擊？當然，在九十年代，還沒有人注意到衝擊將會如此巨大，不少人拒絕承認中國的作用和角色，他們用不合時宜的過時視角來評價中國，依然沉醉在冷戰勝利的無知中，對中國頤指氣使。歷史沒有因為他們的想像而停滯不前，相反，它大踏步進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張宏任的文章，既反映了中國在百年未有大變局中的識變和求變，同樣看見它在國際關係波譎雲詭時的應變能力。以大變局為主軸，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國開始參與全球經濟分工，全面發展生產力，打通了與西方產業鏈的關係，同時化解與西方隔閡數十年的矛盾和不適，並適時加入了WTO，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完成了歷史和社會結構的徹底轉型。中國在第二階段塑造了完全不一樣的國際局面，它重新適應作為國際舞台中央的一員，伴隨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國際格局的重構，既要積極照顧發達國家在失去傳統霸權時的焦慮，通過全球供應鏈的範式轉移鞏固自己的優勢，還要在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領域扮演破局和引領角色，為更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提供指引。

中國的成功絕非偶然，這是中國人集體的努力成果，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有方。今天的中國確實挑戰了既有利益結構，無論是供應鏈，工業生產和科技進步，中國的快速轉型和升級，都讓別人喘不過氣。剛以為中國只是在勞動力密集環節佔優，卻被它在新能源產業的突破所震撼；剛以為它只是製造一些廉價汽車，卻不知道從哪里蹦出一大批新能源汽車生產商，科技含量極高，駕駛品質碾壓對手。中國在造船、航空航天、量子計算等多個領域持續爆發的動能，也在令大家感到錯愕，西方國家還被迫面對讓其心煩的中國AI。中國的跳躍式和有序發展令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理論極為尷尬。

不少內地人曾經認為香港為中國走向世界提供了路徑，沒有人預測到中國的改革遠不止是經濟的，在社會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都超越一般認知，香港在不知不覺之間失去了本有的想像和作用。

幸好在紛繁複雜的國際競爭中也有一些不錯的表現。由於產業分工和軍事態勢找到了新的戰略平衡，大國之間的軍事對壘估計不會升級為直接衝突。烏克蘭戰爭被約束在代理人層級，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相互試探，沒有跡象惡化為兵戎相見。就像張宏任對九十年代中美之間緊張關係的判斷：「中美關係不大會有大的突破性進展，也不大會再壞到哪裹去，很可能是一種平穩中有衝突、矛盾中有合作的狀態。」「中國既不會如葉利欽爲俄國定位的那樣，成為『美國的盟友、西方的一員』，也不會再回到與美國公開對抗交惡的時代，因為鄧小平或鄧小平後的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不可能輕易關上，社會主義的招牌也不會輕易摘下。」這樣的判斷今天依然合適。

香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該扮演什麼角色，一直是中國和世界對香港的詰問。不少內地人曾經認為香港為中國走向世界提供了路徑；西方認為通過香港可以找到與中國接觸的手段，根據它們的規劃讓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消滅中國的「專制」。沒有人預測到中國的改革遠不止是經濟的，在社會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都超越一般認知，香港在不知不覺之間失去了本有的想像和作用。就像曾經自以為讀懂中國的《明報》，香港至今連中國如何崛起的簡單軌跡都看不見、摸不着，不斷在尋找在大變局中的新角色。

若想嘗試瞭解內地與香港的特殊關係，以及認識港漂們如何在九十年代開始擔當兩地之間的橋樑角色，張宏任的文章都可以提供蛛絲馬跡。他後來移居加拿大，繼續在內地工作，在三地之間穿梭，解釋了那個時代成長的中國人對時局的瞻前顧後、不知所措。這一本書正好說明那種藕斷絲連，遊子思鄉的滄桑。他為本書所起的標題確認了這種赤子的心境。

任何美麗的想像都無法脫離現實，每個時代都有理想主義者、紳士和書生，在現實主義面前，除了人民的生活和強大的經濟及戰略實力，還有什麼能決定中國的前途？張宏任當年就清醒判斷，「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必須是漸進式的，而這又是由中國大陸的基本國情決定的」。事實證明這種在當時不合群的判斷符合中國的現實。他的理據很簡單，「鄧小平路線具延續性的最主要理由，還是它自身所具的人民性，即是說鄧小平主張的一套東西、他的富民強國的政策，有深入的民衆基礎，得到多數大陸人民的擁護，即使他不在世，中共後繼領導人要走『回頭路』，也不太容易，誰上了台都要順應民意。」

如果香港未能召開自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舉辦屬於香港的「十四大」，宣示全新的經濟社會治理思路和發展模式，根本不可能培育出改革的戰鬥力，為香港栽培自己的鄧小平和改革派。

香港今天同樣是在改革的路上，但卻缺乏了對改革的辯論，這種安靜對迫切需要改革的香港來說絕對不是好事。香港需要當年的鄧小平，但如此的顛覆性人物不可能從外輸入或隨手撿來。就算是曾經頗有名聲的香港新聞媒體或社會精英，早就很難聽到能夠看透歷史、掌握大局的聲音。如果香港未能召開自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舉辦屬於香港的「十四大」，宣示全新的經濟社會治理思路和發展模式，根本不可能培育出改革的戰鬥力，為香港栽培自己的鄧小平和改革派。香港社會不斷在呼喚全面轉型，細讀張宏任的文章，或許能夠從中國的改革中找到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