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周二（9月23日）宣布委任陳智思接替唐英年，出任西九文化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這次西九易帥是所有人意料中事，但唐英年的卸任依然象徵了西九文化區的時代轉折。如果這可以成為對西九發展模式的階段總結，相信對未來策略方向也可以作為一次再定位。

唐英年早於2008年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出任管理局首任主席。他在離開政府多年後，2017年「回巢」成為首位非官員主席，之後更多次續任，累計擔任主席長達11年。從一紙藍圖、填海地皮，到戲曲中心、自由空間、M+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相繼落成啟用，唐英年的任期幾乎橫跨了西九的草創期與收成期。從規劃、融資、工程到營運， 可以說唐英年幾乎決定了今天西九文化區的模樣。

「司長主導」框架已經過去

除非收藏紅酒是關鍵因素，不然唐英年之所以能成為首位非官員主席，必然因為他曾經是政務司司長。西九作為政府的重點項目，早於2002年仍然在構想階段的時候，「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主席已經由時任政務司司長出任。畢竟西九牽涉文化、城市規劃、土地、旅遊、基建等多個政策領域，由司長層級統籌，既可彰顯政府重視，也有利於跨局協調。雖然後來的歷程說明了，「司長主導」的架構也不一定能加快推進西九文化區的建設，事實上其發展進度不時延誤。

西九主席由政務司司長換成前司長，副主席則一直由行政會議前召集人夏佳理擔任，直至2022年由陳智思接替。至少於那時候，社會基本上已經預期了在唐英年終於卸任之時，陳智思就是接棒之人。其於2016年進入董事局，2018年出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主席，2022年接任M+主席。 陳智思畢業於美國波莫納學院藝術系，是點畫畫家，有豐富的商界人脈，又曾經是行會召集人，這樣的背景加上任命軌跡，明顯為接班鋪路。

陳智思作為第一位沒有政務司司長背景的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九由政府推動的大型基建，正式轉向成為文化產業邏輯下的品牌經營。比起政務司司長，或者前司長，西九現在更加需要一個從產業鏈角度思考文化經營的舵手。

需要文化產業經營舵手

須知道要找什麼人來管治，一直是政府在面對西九時候的難題。唐英年第一次出任董事局主席，西九首兩任行政總裁都是來自國際級文化機構的「專才」——謝卓飛曾任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藝術總監，連納智是倫敦南岸中心總監。他們代表着西九早期對專業文化營運的理想與期望，但殘酷的現實是兩人都提早「跳船」。此後，管理局選擇由房屋署前署長栢志高出任行政總裁，好處是熟悉行政體系，與政府溝通無礙。2020年接任的馮程淑儀更在政府縱橫多年，行政能力毫無疑問。

但是西九多個項目並未依原定時間表啟用，例如M+延至2021年才正式開幕，演藝綜合劇場亦延至2026年竣工，建設延誤使得財政壓力加大。營運開支年年攀升，門票和場租遠不足以覆蓋成本，即使疫情後社會復常，但西九最新的營運赤字依然由5.78億港元增至7.69億元。面對財政上的各種挑戰，唐英年的答案是「賣地」——將手上可用土地變現，短期內補充資金。他美其名不向政府伸手，不與民爭資源，但實際上政府批地的象徵式地價、解除BOT模式（（建造、營運及移交）限制的政策，本質上都是一種間接補貼。

相比之下，下星期三（10月1日）將接任的陳智思，想法似乎更為多元。他一方面承認「港鐵模式」在今天的市場環境已不再可行，另一方面也提出補貼和租金收入的概念，強調文化機構本質上都需要外部資源支持。這種思路，較少強調「一次性變現」，而更關注「持續性收入結構」的重塑。

「賣地」不可再「多元」開新局

他是否能帶來新希望仍需時間驗證，但從政策邏輯來看，文化區的財務永續不能單靠賣地，這更接近國際主流經驗，譬如倫敦的依賴場地商業化和周邊生活圈支撐，紐約的靠慈善與企業贊助維持運作。

更加重要的是，西九文化區只是香港政府推動大型項目的其中一個例子。由曾蔭權年代橫跨到今天，西九的發展模式似乎已有眉目，財政危機仍未解除。緊隨西九其後的，由啟德發展區到「十劃都未有一撇」的北部都會區，同樣不只是土地開發，而是經濟結構轉型的載體。它們共同面對的問題都是應該以什麼模式推進？由怎樣的人統籌？如何平衡財政壓力與社會價值？

如果西九最終能在文化與財政之間取得平衡，從賣地收入轉變到多元結構，這套模式可否成為其他重大項目的參考？反之，若連西九這種具政治資源、受社會關注的項目都無法走出財困陰影，香港未來如何靠啟德注入新動力，透過北部都會區來實現轉型？唐英年完成了一個時代的任務，西九——以至香港——都需要一個能夠開新局的人。由長線思維、制度創新到產業策略，不只西九要成為世界級文化品牌，香港更要在後地產時代找到新的經濟與城市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