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物理學巨擘、第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於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103歲。他的百載人生，橫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宏大時代，不僅在科學殿堂刻下永恆豐碑，而他的個人軌跡與家國命運的緊密交纏，也為曾經在身份認同的迷霧中求索的香港，留下一面深刻的鏡子。

當我們談論楊振寧，我們在談論什麼？對於普羅大眾而言，他那精深的物理學成就——從「宇稱不守恆」到「楊—米爾斯理論」——彷彿是遙遠星系的璀璨光芒，令人景仰卻難以觸及。於是，輿論的焦點往往滑向更具人間煙火氣息的軼聞：與李政道從合作無間到分道揚鑣的學術公案、早年歸國時對「文化大革命」的推崇言論、以82歲高齡迎娶28歲翁帆的忘年戀曲......那些花邊與爭議，固然構成了他的立體形象，但若僅僅停留於此，無疑是買櫝還珠，錯失了理解一位世紀老人背後所承載的、更為厚重的時代意義。

烽火歲月的家國底色

楊振寧的知識與人格，奠基於西南聯合大學。那是一座在國族危亡之際，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風骨凝聚而成的學術燈塔。1938至1944年，楊振寧在西南聯大度過了他的大學與碩士生涯——而那六年，正是中華民族抗日救亡最最艱難的六年。校舍簡陋、物資匱乏，無礙他吸收頂尖知識，並且「國破山河在」的切膚之痛，內化為深入骨髓的家國情懷。

那份情感的濃烈與純粹，是今日生活在和平與繁榮年代的我們，難以完全體會的。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建構，更多源於殖民歷史的獨特際遇、經濟騰飛帶來的優越意識、以及有別於內地的政經制度和生活方式；當這種「獨特性」面臨挑戰時，很容易陷入迷茫與撕裂，有部分人甚至經歷了身份的浮沉與搖擺，對國族感到疏離甚至抗拒。而楊振寧的經歷正好提醒我們，一份深刻的身份認同，往往源於對民族共同命運的感知；即使他於1945年考取公費遠赴美國留學，後來甚至加入美國國籍，「有生應感國恩宏」的家國情懷從未消減。

「我為自己的中國血統和背景而感到驕傲，同樣，我為能致力於作為人類文明一部分的、源出於西方的現代科學而感到自豪。」這是楊振寧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的致辭，給曾經迷茫的香港帶來一重鏡像：當我們仍在探尋「我是誰」時，我們能否穿透殖民歷史與政治隔閡的迷霧，重新審視那份與生俱來的、更深層次的文化傳承與血脈聯繫？

渴求自強的精神力量

1971年，中美關係破冰之際，楊振寧成為最早一批回國探親的華裔科學家之一。闊別故土26年，他看到的是一個物質貧乏但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中國。他回到美國演講時，反覆強調那種「為人民服務」氛圍下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力更生」的眾志成城。當他提出「假如美國願意無條件地送價值十億美元的鋼鐵給中國」這個假設時，得到的答案竟是「我們不要」；他最初感到疑惑，到後來逐漸理解，那個拒絕背後是一種重建民族自尊的無比決心：「教導人民不要這些贈與，其價值豈不是比十億美元鋼鐵的本身還大嗎？」

這段往事，在今天看來，極易被簡化為對「文革」的辯護。然而，撥開時代的迷霧，楊振寧所洞察的，是中國在經歷百年屈辱後，人民對國家尊嚴和自主發展的極度渴求。回國訪問期間，他與「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的對話，也執着於確認原子彈是否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製造——恰恰就是這種心態的投射。他曾言：「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心理。」這不僅指他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成就，更指向他此後一生為之努力的事業：在世界面前，確立中國人的自信與尊嚴。

這面鏡子對香港的映照，尤為深刻。香港作為一個長期繁榮的國際都會，其成功建立在西方的制度、資本與文化之上，這塑造了港人的自豪感，有時也伴隨着對內地的某种優越感。然而，當世界格局劇變，當中西衝突加劇，香港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尷尬的夾縫之中。楊振寧所見證的那種「一窮二白」卻依然挺直腰桿的「精神」，留給我們一個時代考題：真正的自信，從不源於對他者的俯視，而是源於內在的、獨立自主的強大精神力量；香港需要尋回的，正是這種不依附於外在比較、植根於自身價值的文化自信與精神脊樑；而香港的未來，能否在「一國兩制」之下找到既能保持自身獨特性，又能與國家自主發展同頻共振的路徑？能否從單純的「超級聯繫人」，昇華為具有獨立思考和貢獻能力的共同體？

中西融合的獨特產物

如果說西南聯大賦予了楊振寧家國情懷的底色，毛澤東時代的見聞讓他看到了中國精神的韌性，那麼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則促成了他真正「回家」。鄧小平撥亂反正，重新確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為楊振寧這樣的頂尖科學家鋪平了回歸的道路。他的國籍回歸，超越了簡單的「愛國」標籤，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與身份的和解。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廣義上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

這句話，對香港而言，再貼切不過。香港正是一個中西文化的產物，既因中西交融而繁榮，也因中西衝突而撕裂。楊振寧的成功，在於他並未將這兩種文化對立起來，而是以中華文化為根，專心致志於現代科學，最終將西方的學術成果帶回東方故土。他沒有因為身處西方而否定自己的中國傳統，也沒有因為回歸中國而拋棄現代科學的普世價值。

如何在看似衝突的雙重身份中，找到和諧共存之道，並將其轉化為獨一無二的優勢——這是楊振寧的智慧，也是香港仍在破解的課題。香港的價值，不在於成為另一個內地城市，也不在於固守殖民地遺留的昔日榮光，而在於如何像楊振寧一樣，將自身「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的獨特定位，轉化為服務國家、貢獻世界的橋樑與動能。

千里同途的民族期盼

楊振寧的一生，是一位科學家對宇宙終極真理的無盡探索，更是一位中國知識份子在百年國運起伏中的心路歷程，恰好對應着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個階段。

今天，我們悼念楊振寧先生，不僅追憶他的科學貢獻，更是反思我們自身：家國情懷如何在大時代中鑄就？民族自信如何在物質匱乏時挺立？中西文化如何在個體生命中融合？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這原本是鄧稼先對於楊振寧首次回國之後的祈願，後來則成了楊振寧對鄧稼先的緬懷，也是他對整個民族的期盼。香港的「共同途」，路在何方？唯有正視歷史，重拾精神的自強，並以智慧與包容去融合中西，香港才能走出身份認同的迷航，在國家的宏大敘事中，找到自己無可替代的位置，續寫屬於這座小島的輝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