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十五五」規劃建議，為國家未來五至十年的發展藍圖定下基調。從「十三五」的攻堅克難，到「十四五」的固本培元與開啟新征程，再到即將來臨、被定義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的「十五五」，國家發展的戰略重心、內外環境和優先事項均發生了深刻演變。在這十年間，香港的政治面貌同樣出現了翻天巨變，其在國家整體佈局中的角色與任務，也隨之經歷了從側重發揮既有優勢，到被要求更積極參與國家戰略的顯著轉變。

回顧從十八屆五中全會至今的歷次重要規劃文件，香港地位的「變」與「不變」脈絡清晰。「不變」的是，「一國兩制」的憲制框架得到持續重申 ，因為維護港澳「繁榮穩定」始終是中央政策的基石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核心功能亦不斷被肯定 。這些都是香港賴以生存和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我們過往貢獻國家的主要憑藉。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從「十三五」到「十五五」的巨大「變化」。尤其是2019年修例風波的發生，促使中央全面調整治港政策，並在當年年底舉行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破天荒地把「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列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點工作之一。翌年出台的「十四五」規劃，也特別重申中央治港的憲制基礎，從而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區社會大局穩定。

此後一段時間，「國家安全」被置於特區治理框架的優先位置，成為一切發展的前提和底線；而「高度自治」的內涵與和空間，無疑也在全新秩序之下被重新界定。與此同時，國家規劃對香港的期望，也從「十三五」時期相對寬泛地支持其鞏固提升中心地位、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平台，演變為「十四五」時期更具體、更具指導性地要求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僅要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等功能，更要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落地、「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安全」的基礎已被夯實，「發展」的要務再次被提上日程。展望「十五五」，儘管完整綱要尚未公佈，但四中全會公報和「十五五」建議透露的訊息顯示，中央的港澳工作目標已從「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調整成為「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可見港澳增長動力不足已成隱患，所以需要對港澳特區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

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香港的角色將被更深層次地嵌入國家核心戰略目標之中，成為不可或缺助力。因此，香港絕不能再抱持被動等待中央「送大禮」和依賴傳統優勢「食老本」的心態，而是必須積極主動地思考和行動，深刻理解國家戰略意圖，勇敢找到並努力提升在國家發展大勢中那無可替代的獨特位置。國家規劃綱要和四中全會公報是中央給出的宏觀的、指導性的方向，作為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倘若被動等待國家任務「分配」是消極的，只有主動謀劃「貢獻」才是香港未來安身立命的關鍵。

一方面，對於國家在「十五五」的主要發展目標，諸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及「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乃至「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香港都應該致力發揮自身優勢，幫助國家及早達標。例如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對於「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不僅要擴大存量，而且要在風險管理、金融科技、綠色金融等領域開拓新業務、制定新規則，更加要思考如何把全球穩定幣浪潮的衝擊化為幫助國家突破金融困境的轉機，例如考慮發行錨定人民幣或離岸人民幣的港元穩定幣，以增量形式助力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國際化，從而平衡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藉此奪取中國金融主權。

另一方面，對於香港自身的發展路徑，在中央已經指明主要方向和重點領域的前提之下，則需要香港自己去探索、去爭取、去落實。例如，當國家「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到底怎樣建成呢？是僅僅提供土地和資金，還是要深刻改革科研體制、打通產學研鏈條、營造頂尖人才願意來的環境、並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製造業優勢深度協同？面對外國的科技封鎖，香港又該如何利用國際化平台和專業優勢，在符合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吸引全球風險投資、進行前沿技術的國際合作？又如，若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萬萬不能只是停留在擁有普通法系的傳統優勢上，更要思考如何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數字經濟革命、知識產權糾紛等新興領域，發展出更加具有國際公信力和吸引力的專業服務體系。

必須指出的是，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絕非意味香港失去獨特優勢，反而是要最大化地發揮我們與眾不同的巨大作用——包括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和商業規則、自由的資訊流通、廣泛的國際網絡、中英的語言環境、以及長期積累的市場經驗等。這些優勢和作用，不是要被「同化」，而是要在服務國家戰略的過程中被「活化」和「昇華」。「同化」抑或「昇華」的關鍵在於，香港必須主動識別自身具備的哪些「不同」是國家在新發展階段所「需要」的，並將這些優勢轉化為實在貢獻，千萬別被固化思維拖了國家後腿。

這就要求香港社會，特別是管治團隊和商界精英，必須具備更宏大的國家視野和更敏銳的戰略觸覺。不能僅僅聚焦香港自身的「一畝三分地」，而要時刻關注國家發展的脈搏，深入認識國家在不同階段的戰略需求。同時，也需要進行深刻的自我審視和內部改革，撫心自問香港現有的體制機制、人才結構、營商環境能否適應新的發展要求？在培養、發掘、吸引和留住人才、促進科技創新、提升專業服務水平等方面，香港須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特區官僚的行政效率和服務意識，能否跟上時代步伐？而從行政機關到立法機構的治港者們，又是否敢於為國為港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徹底解決深層次矛盾？

香港的未來繫於自身改革的決心和能力。面對國家發展的新格局和新要求，香港實在不能再沉湎於昔日的輝煌，更不能抱持「等、靠、要」的惰性思維和「佛系」心態，否則只會自我弱化、自我孤立、自我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