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由粵港澳三地首次聯合舉辦，打破了以往由一地主辦的慣例，可以說是大灣區作為制度創新的最好體現。公路單車、馬拉松等跨境賽事以「無感過關」的閉環創新，展現三地規則銜接的「軟聯通」。

一邊廂，我們為香港代表隊打氣、鼓掌，但與此同時，若然回顧這次大灣區全運會的緣起，恐怕沒有多少值得自豪之處。據說早在2017年天津全運會後，廣東省已構思聯合港澳爭取舉辦全運會的機會。廣東省體育局原局長王禹平曾經透露，2018年在澳門舉辦的大灣區體育座談會，首次提出了以大灣區名義申辦的建議。

那場大灣區體育座談會由澳門政府發起，邀請廣東省和深圳等地的體育官員出席，由澳門體育局局長潘永權及王禹平共同主持。巧合的是，那時香港立法會正在討論「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議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還說「會繼續與相關中央部委、廣東省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緊密溝通和合作，推出具體、有效的合作項目和措施」云云。但在大灣區全運會那個關鍵起點的體育座談會，香港卻是缺席的。

澳門積極融合突破自身瓶頸

這真的是巧合嗎？抑或澳門一早已經擁抱區域發展，從何厚鏵時代力推港珠澳大橋、建設珠澳跨境工業區，到崔世安時代確立「珠澳同城化」，再到賀一誠政府共管共享比澳門本島大三倍的橫琴——澳門因為「自知」土地狹小，一直抱持着極度開放和主動的態度。他們深知，唯有融合才能突破自身瓶頸。

相反，香港在區域融合中卻一直被動，甚至帶有抗拒。我們以往歸咎「反對派」阻撓港珠澳大橋，反對興建西九高鐵站，但認定新界只是邊陲的「中環本位」思維，難道沒有官員的份嗎？不論是這三年來的北上消費熱潮，抑或是這次全運會的跨境賽事，都說明了北部都會區早應該已經建成，新界的每處棕地都在反映香港在區域合作上的遲緩。

常說體育最能聯繫人與人、打破界線。這是為什麼早在40多年前，霍英東先生已經一手締造了「省港盃」，成為打通廣州和香港社會文化交流的典範。可惜我們後繼乏人，缺乏將「省港盃」的合作精神，提升到更高戰略層面的「新霍英東」。於是當廣東省牽頭大灣區全運會，放在其「十四五」規劃時，澳門主動配合，而香港卻見被動。

跳出中環本位香港遇強愈強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香港已經不再孤芳自賞。這場全運會作為三地政府共同拆牆、推進「軟聯通」的實踐，其意義也遠超了體育本身。香港需要的不是擔心「被規劃」或「被取代」，而是要學會以「強強聯手」的思維，將整個大灣區視為我們突破發展瓶頸的腹地。

不只是明年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香港可以主動爭取合作，將APEC的部長級會議、專題論壇放在香港，我們是否也可以借助粵澳的優勢，爭取成為昆明、上海和北京之後下一個舉辦世博會的中國城市？既然我們能協調跨境馬拉松，我們是否能聯合申辦全球氣候變化大會（COP），向世界展示大灣區的綠色科技與治理決心？

甚至我們的想像力是否可以更大一點，聯合申辦世界盃乃至奧運會？單憑香港的能力和硬件，這聽起來可能是天方夜譚。但如果我們仍然以過去那種單打獨鬥、被動的心態構想未來，這次全運會帶給我們的經驗就等於白費了。擁抱交流，透過良性競爭、合作以更上層樓，遇強愈強，這些體育精神正是香港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