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無聲吶喊」死因庭召開　制度禍手誰問責

周二（27日），被喻為港版「無聲吶喊」的14歲男童私營殘障院舍墮樓案召開死因庭，再次喚起社會對殘障院友的關注。該名14歲患有自閉症和中度智障的男童2016年由居住的私營殘疾院舍康橋之家墮樓而亡，而隨著傳媒對案件陸續報道，不僅揭發該名男童生前或遭院舍員工虐打，更揭發這間院舍在過去八個月內竟有多達六宗的院友離奇死亡案件。事件在當時引發轟動，被喻為港版「無聲吶喊」。

電影《無聲吶喊》中，弱勢群體因無力為自己發聲，而任人魚肉。這也正是香港的殘障院友的困境，他們難以向外求助，獲得介入和支援。比如，除了前述的仍在調查的六宗離奇死亡案件，康橋之家的前院長更曾兩次因涉嫌非禮智障女院友被起訴。然而由於當事人精神和智力水平的限制，前院長最終沒有入罪。對於這樣的悲劇來說，談介入僅能起到為時已晚的「補漏」作用，面對難以主動求救的殘障人士來說，更有力的監管才能保證這樣的群體從根本上不陷於困境。

制度問題需要制度解決

可惜的是社署的監管相當寬鬆無力，以至根本無法預防虐待、疏忽照顧的情況。以被揭發八個月內六名院友死亡的康橋之家為例，其人手比例不符合《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的規定，即每60名住客必須有至少1名保護員或護士的要求。但每每遇到社署檢查，他們都能通過臨時從別的院舍拉人「頂檔」的辦法蒙混過關。更有員工爆料更表上亦出現從未露過面的「幽靈員工」。康橋之家這樣便能躲過社署的檢查，可見檢查多麼兒戲。不僅如此，雖然康橋之家在2014年爆出時任院長性侵院友的醜聞，但翌年10月，社署仍以院舍已解僱該名院長為由繼續為康橋批發豁免證明書。而在康橋被揭發八個月六死案後，社署也是一直拖了兩個月才迫於民眾壓力釘牌康橋。

然而康橋並不是一個特例，它所代表的是社署對殘障院舍的普遍態度。《殘疾人士院舍條例》2011年即生效，但直到2019年，仍有約一半的院舍以俗稱「臨時牌」的豁免證明書營運。社署為何如此「客氣」？其中一個更根本的阻礙在於，一旦嚴格執行對院舍的警告出發和釘牌，社署根本無力安排眾多的院友。截至去年中，政府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宿舍輪候人數分別2千多人，輪候時間長達16年及19年，早已供不應求，又談何容納嚴格執行監管釘牌後多出來的需求？

面對過去十數年殘疾人士院舍愈輪愈長，政府多次推託資源緊張。且不說幫助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解決燃眉之急，政府應創造資源解，更何況實情是有區議員曾針對全港二百多所荒廢校舍向政府查詢，看能否申請改用作院舍，但通通失敗而歸。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殘疾院舍資源的不足，院友成為私營院舍的生財工具，甚至慘劇屢現。如今14歲男童死因庭召開，或許能夠就這一宗事件還原真相，然而造成殘疾人士困境的政府，又該負上什麼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