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重申讓利經濟 香港也可從中學習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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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初,中國國務院召開會議時,再次提起要求金融機構進一步減費向實體經濟讓利。這包括了降低銀行賬戶和銀行卡收費、降低人民幣轉賬匯款手續費、取消部分票據業務收費等。其實在過去幾年,「減費讓利」對香港人或許仍然相當陌生,但在內地金融界已經成為一個常見詞彙。根據年初所公布的數據,2020年金融體系累計已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這是筆龐大的數目,不禁令人思考,到底內地政府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去干涉市場進行利益轉讓?而到底具體又如何做到?

在原始的資本主義理念下,企業無不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當然也包括了被稱為經濟之母的銀行。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增加盈利,自然是想提高借貸利率、服務收費等。然而銀行在這邊廂提高了自己的利潤,那邊廂那些必須依賴銀行運作的眾多實體經濟企業的借貸及運作成本都會增加,變相擠壓了這些企業的盈利。無疑,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企業利益是此消彼長,有天然的競爭關係。在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時候,這種競爭的影響或者不甚明顯;但在經濟環境困難,這種競爭很可能威脅到一些實力較弱的中小實體企業。

金融機構讓利實體經濟
整體經濟重於個別行業

市場主義者普遍認為,到底哪一邊能賺得更多利潤,是市場自己所決定的,政府沒有必要干預。然而,中國決策者則傾向認為,金融機構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幫助實體經濟發展,像銀行這類機構,它們為企業提供借貸、轉帳結匯、票據支付等多元服務,目的是令實體經濟能更有效地運作。但是如果銀行為了盈利反而擠壓了實體經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令利潤集中在金融業之中,經濟將出現「肥上瘦下」的畸形發展,那無疑便是本末倒置。

因此,中央政府才有了讓金融機構「讓利」的想法。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強而有力的國有銀行去主導金融體系的減費,使借貸成本及其他金融服務的收費整體下降,減少實體經濟企業相關的支出,亦即是將部分原本銀行可以享有的利潤轉移到實體經濟企業上。過去幾年的實踐足以說明,金融機構的大規模讓利雖然打擊了這些機構的利潤回報,也令內資銀行及中國金融相關的股份陷入底谷,然而卻對穩定中國經濟,幫助實體經濟在困境中生存。國家統計局所公報今年最新的數據顯示,今年首5個月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即使經歷過新冠疫情,在過去兩年間平均每年仍增長21.7%。

除了責令金融業讓利之外,內地政府近年也推出了不少類似讓利概念的政策。例如近來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反壟斷調查,便是針對大型平台經濟利用排他及兼併手法壟斷產業上下游利益,阻礙其他競爭者加入。打擊平台經濟的壟斷行為,其實某程度上也是要這些大型平台經濟企業讓出它們的利潤予其他競爭者,而競爭又將降低價格和改善貨物和服務的質素,最終這個「利」將轉移到的便是廣大的消費者身上。《華爾街日報》最近引述消息指,最近被內地監管當局屢次點名進行反壟斷調查的騰訊和阿里巴巴正在考慮互相開放其生態系統,這顯然是彼此為了應對反壟斷對它們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計劃。「騰訊系」與「阿里系」在內地網路系統中多年互不相通,不少用家早已感到不便,但以往卻無可奈何。兩家巨企因為反壟斷而考慮互通,某程度也證明了這種讓利要求最終可以惠及廣大民眾。

經濟發展成果過度集中
讓利有助社會穩定發展

從新自由主義或是原始經濟學的角度看,內地政府這種「讓利」的經濟邏輯是「選取贏家」的行為,乃政府粗暴地干預市場,市場主義者自然不會認同。然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過去已經證明會產生大量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美國工業空洞化正是過去幾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即使在香港,放任的經濟模式令經濟利益集中於地產、金融等有限的行業。按統計處有關本港GDP的資料,2019年建造業的生產總值為2,062億,但其增加價值卻高達1,148億,佔生產總值的55.7%。金融業的利潤也十分驚人,增加價值佔生產總值的62.5%。反觀像製造業等,其增加價值只佔其生產價的14.6%。無疑,這反映了某些行業坐擁着龐大的利潤。

有部分市場主義者始終認為,即便這些企業利潤極其豐厚,但這也不足以成為針對它們要求「讓利」的理由。然而,這樣的經濟結構既無法普惠及香港整體的經濟,也無法令普羅市民得益。香港的產業單元化,過度依賴地產和金融,致使近年經濟發展面臨困境,而利益過度傾斜於地產商,客觀結果只是令樓價炒高,使一般市民愈來愈難負擔得起居住房屋,也令居住環境極為惡劣的劏房在香港這般發達的城市橫行。當這些行業的自肥是依靠消耗整體社會的經濟和穩定,那政府便不是市場主義者所謂的「沒有理由」去想辦法讓它們讓利了。而且,要求讓利並非要令這些企業倒閉。在任何社會,企業要有利潤才能夠生存。要求一些企業讓利也自然不可能是要它們「割肉餵鷹」自我奉獻,而只是要求它們「賺少一點」回饋整體經濟和社會。

誠然,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結構有很大的差距,內地那一套「讓利」的辦法實難以照搬到香港。其中最大的差異是,內地有大量的國企主導某些行業,中央政府可以指示和要求國企執行政策目標,例如可以要求四大國有銀行調低收費,那其他私營商業銀行也很難不調低收費作競爭。香港沒有國企經濟,不可能由政府命令私企執行政策目標,例如香港政府不可能像內地一般要求內銀一般要求匯豐銀行「減費讓利」。

不過,通過製定宏觀政策和具體的法律規則,香港政府也可以實現讓某些行業讓利的目標。例如通過調整房屋與土地政策,增加居住樓宇供應,限制租金上升,已經能做到讓利的目的。對於坐擁大筆利潤的地產發展商而言,「讓利」雖然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它們的既得利益,但也不至於使它們做不了生意。

近來,無論是政府和建制派中人都經常提到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考內地發展經濟,那麼內地政府近年所重視的「讓利」精神無疑是值得香港所學習。決策者應該吸收內地「讓利」政策的精神,致力於平衡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避免經濟發展的成果利潤集中在社會小部分的手中;通過落實各方面的經濟改革,為整個經濟結構「刮骨療毒」,令香港的資本主義能更健康長遠地發展,這樣香港才能真正做到長治久安、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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