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金融科技促成香港產業轉型升級|于品海

撰文:于品海
出版:更新:

香港有太長時間用過時的理念治理,最終發生很多令大家不高興的事情,經濟上亦是如此。我們是時候檢討和認真對待治理這一門學問,特別是經濟和産業的治理。
從高增值産業的角度評價,香港只剩下金融業,它爲香港提供了大約20%的GDP、大約7% 的就業。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思考金融業,首先要保護它,其次要發展它,因爲它爲香港經濟、高收入就業和政府財政提供了長期支撑,是維持香港經濟社會穩定的動力基礎。還有第三點,就是要改革和提升這個行業。

香港整體競爭力一直在下降,社會必須轉型以應對深層次結構挑戰,需要更多高産值的産業爲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資源。金融業做得到,但只是保障和發展金融業是不足够的,香港要從改革和提升的角度對待金融業治理,而金融科技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

經濟的飛躍離不開科技創新

歷史上,科技從來都是經濟轉型的重要中介,從蒸汽機到內燃機、晶體管、芯片、軟件、互聯網、生物科技,人類經濟每次大飛躍都與科技創新有關。科技對金融業扮演同樣角色。

經濟有兩種發展軌迹,一是個別經濟體有强勁發展的內在動能,但還沒有完備計劃,見步行步,鄧小平叫它做「摸着石頭過河」,改革開放初期以及歐美經濟早期的發展都是依賴類似的路徑。

另一種經濟發展軌迹是頂層設計,由國家(政府)主導不同産業和經濟結構的轉型與調整。德國、戰後的日本、中國、新加坡,韓國都是這方面的傑出經濟體。很多國家,包括美國,近年開始重新重視産業政策,奧巴馬對新能源的補助和支持,特朗普對進口鋼鐵、其他消費和工業品實施徵稅,都屬於這一類,只不過他們都用得很笨拙。

兩種路徑都有個前提,領導層必須清楚知道經濟需要朝特定方向發展。香港的困難是政府不習慣設計産業政策,不清楚金融業要如何轉型,甚至不知道香港身處的競爭和資源格局已經發生變化。世界早就發生地緣經濟結構的板塊轉移,中國的崛起是轉移的主要原因,全球金融業開始適應這種變化,香港不可以後知後覺、無所作爲。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源自自由貿易港政策,與轉口貿易、輕工業發展、內地資本市場長年不開放但吸引大量外資緊密相關。英國人殖民香港就是爲了推動遠東地區的經貿,匯豐、國泰、怡和、和黃、九龍倉都與殖民地歷史相關。金融業也是一種貿易,只不過以前是貨物,現在是資金,內地與西方金融機構利用香港進行金融交往。

一旦香港無法掌握金融科技,或者建立不了强壯的體系,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不保。(鄭子峰攝)

不要再犯失去製造業的錯誤

歷史上香港的金融是貿易金融,後來短暫有了製造業金融,現在是金融資産交易爲主。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台灣今天還有台積電,韓國有三星,新加坡有生物科技、電子製造工業。韓國的製造業佔其GDP的25%,新加坡21%,台灣大概30%,而香港的製造業只留下一堆舊廠房。

香港工業的衰退是因爲只懂得用廉價勞工,不投資科研,一開始就注定是短命的。1970年製造業佔香港GDP的30%, 1982年下降到20%,2000年5%,現在是1%。金融業替代了製造業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但金融是「無根」的,可以消失得更快,香港算是幸運,在內地的蓬勃經濟支撑下,香港的金融又有了根。

傳統教科書講「金融的核心是價值交換,任何涉及到價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或主體之間進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但今天的金融不能够只是從交易着眼,這種經紀式心態不長久,賺得也少。法律、政治、財富與科技實力早已經成爲金融的競爭力。金融愈來愈是經濟的引擎,但它必須依賴龐大的實體經濟,必須與財富的創造密不可分。內地具備了這些要素,特別是大灣區,這是香港發展金融業的儲備,是金融業的後花園。而當金融交易的規模大了、交易快了、參與者多了、産品多樣化、交易關係複雜了,科技就成爲應對的關鍵和唯一手段,沒有金融科技,根本無法維持金融中心地位。

科技為香港帶來機遇,也令香港面對危機,香港曾經因爲對科技缺乏投資而使工業成爲過去,金融業今天面對同樣挑戰。

先說機遇,那是因爲內地的經濟規模巨大,但金融産業相對封閉,短期內不會與西方金融規則銜接。香港既能借機發展自己,又能够幫國家在管控風險與開放之間做好緩衝,爲國際資金分享中國機遇做好引導,多方共贏。更重要的是內地的科技水平已經很高,以電子支付和數字人民幣爲例,絕對是全世界最出色的。由於內地大力推動數據應用,令它成為最早有系統發展金融科技的大型經濟體。香港當然可以借它的東風保持優勢,這就是機遇。

但同時,風險亦存在。交易意義的金融已成過去,以科技爲中心的金融體系早就取而代之,一旦香港無法掌握金融科技,或者建立不了强壯的體系,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不保。

金融科技表面看是科技議題,事實上是産業轉型,它既是産業升級的轉型,亦是地緣格局發生變化的産業轉型。(潘思穎攝)

金融業運作正經歷範式轉移

金融科技表面看是科技議題,事實上是産業轉型,它既是産業升級的轉型,亦是地緣格局發生變化的産業轉型。就好像電子商務,表面看是科技,實際上是零售與商業的轉型,是産業變革,是生活變革,甚至是經濟運行規律的大改變。以往世界經濟以歐美爲動力來源,現在中國的動能遠比歐美重要,至少是由單極結構轉變爲分布式結構,如果香港成爲中國動能的金融核心,當然可分享機遇,這就是支持轉型之意義。

數字貨幣是其中一個案例,它很可能是觸發大規模金融業範式轉移的契機。隨着數字貨幣的出現以及技術持續發展,所有金融資産、交易環境都會快速實現開放式的數字化,既保證交易的安全性、資産管理的高效率,更會提升流通性,配合適當的治理環境,必然加快經濟和財富結構與佈局的演進。

中國人民銀行在2014年就開始研究數字人民幣,2019年底試發行。貨幣是一切金融資産的基礎,數字人民幣的使用、交易、管理,甚至投資,都與實物人民幣不一樣。貨幣數字化是金融資産全面數字化的起點。我們很容易理解它的好處,但如果科技用得不好,風險亦會變大。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因爲按揭貸款證券化,加大了按揭風險的廣延性,風險傳播力上升,一旦按揭貸款風險發生變化,例如房價下跌幅度過快過大,證券化資産價格就會快速逆轉。金融科技與證券化在傳播力上異曲同工,它讓危機加快傳導到其他金融環節,結果可以是災難性的。當然,若有明確的治理思路,根據監管原則推動數字化,監管機構管控風險的手段多元化,錯誤接收資訊而發生的市場失衡也可以更快修復。

美國政府不太重視數字貨幣,因爲它同香港一樣缺乏産業想像力。2019年底,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表明沒有考慮積極參與數字貨幣,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亦表示聯儲局在未來五年都無需發行數字貨幣。一年之後,鮑威爾雖然表示數字美元是高度優先項目,但他擔心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和經濟安全。今年初,鮑威爾在國際清算銀行的研討會上再次重申聯儲局只會「緩慢」推進數字貨幣。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FDI)已經是世界第一,也即是人民幣已經通過股票、基金、債券等,逐步成爲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資産。人民幣作爲儲備和交易貨幣逐步成型,透過科技轉型後有理由成爲更普及的金融資産。一旦人民幣的價值被接受,香港能成功作爲人民幣國際結算的中心,它對香港經濟的裨益顯而易見。

金融科技能否在香港落地生根,人才是關鍵。(鄭子峰攝)

構建有利產業環境匯聚人才

金融科技能否在香港落地生根,人才是關鍵。不論是産品和管理的創意、監管、結算、制度、法律,甚至是港元角色、證券市場運作、債券發展、衍生工具的設計,都非常依賴人才,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更是如此。香港有條件擁有這些人才,但現在是不足的。香港政府的金融部門確實注意到變化,但政府總體仍然是後知後覺,在經濟戰略與結構轉型上依然方向未明。大學在這方面應該更積極配合,例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應該藉科研資助配合金融科技發展,政府在制度改革層面更要有指向,更好與內地和國際溝通,這都是急需推動的議題。

金融科技是一種科技體系,或者說是應用科技的集成。電商的技術不只針對零售業,金融科技亦不會只應用在金融專業,不像搜索引擎、雲計算、5G,它們是基礎意義的科技。區塊鏈被認爲是金融科技的標誌,其實區塊鏈是一種共享數據庫技術,很適合保證金融交易的安全性,支持金融資産的信用特徵,但它同樣可以在非金融領域中應用。由於金融科技的集成特性,沒有普及、基礎的創科及資訊科技(IT)環境,它很難在香港成爲産業。

香港必須建立以大學和初創企業爲中心的研發環境,才可能支撑下一輪金融業的發展。香港事實上不具備發展IT科技産業的環境,香港企業,無論是金融或者非金融業,科技的投入都極低,傳統的産業結構甚至是抗拒的,情况必須改變。

香港的大學有不俗的科研基礎,但IT不特出,而且走不出校園,年輕人沒有擁抱它,只想做醫生。若沒有企業支持,沒有創業者承接,單靠大學單打獨鬥,永遠培育不出科技産業。

政府要做出表率,帶頭擁抱金融科技。圖為金管局與投資推廣署合辦的「香港金融科技周2021」。(中新社)

最重要是政府帶頭擁抱科技

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企業參與,大學配合,創業者出現,首先要政府做出表率,展現政治决心。

政府要至少在三個領域有所表現:

1.政府及公共環境的信息化——這是指:行政事務信息化、政府爲社會提供的服務要信息化(就如派錢信息化)、建立支撑信息化的法律環境——統一私人信息的管理,讓大家對私隱保護有信心,建立反壟斷的科技環境,推動企業的數字化。

2.社會環境的信息化——這是指:支付信息化、交通環境的信息化、數字貨幣普及、大學和所有學校、居住環境、商業環境的全面數字化。

3.引領投資IT研發和服務的産業群——以鼓勵及培育初創企業爲中心,鼓勵本土、外來,或大型IT企業落戶香港,特別是內地的。開放政府的IT改造,讓産業積極參與,爲從事科技産業的年輕人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務幫助,包括優先上樓,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如果政府能做到上述幾點,不只是金融科技可以發生,還可以培育出一個IT初創産業群。

很多人疑惑,爲什麽內地如此「老土」的經濟體會擁有出色的科技?其實,這是錯誤評價科技和經濟關係的結果,以爲現代社會才有科技,忘了社會是有了科技才會現代。錯誤理解因果就會錯誤理解經濟規律。我們用一個難以比較的案例——非洲的肯尼亞和美國,肯尼亞是一個落後的經濟體, 但互聯網支付普及率超過80%,美國如現代,但支付卻停留在石器時代,還在用郵寄支票。究竟是誰先進?當然,我並不是認為肯尼亞很快會超越美國。

今天我們探討金融科技,就是要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再犯當年失去製造業的錯誤,我們沒有條件失去金融業。